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全记录.docVIP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全记录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世界为之震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教育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了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懈探索。 　　基础教育逐步转向义务教育政府办 　　2001年7月19日下午，正在安徽阜阳考察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专程来到颍上县十八里铺乡宋洋小学。 　　有着30多年历史的宋洋小学是一所村中心小学，现有学生508人，在职教师13人。望着教室里几十张破旧的课桌，朱镕基问校长王伟：“怎么没有凳子？”王伟解释：“为了节省经费，凳子都是学生自己带。现在放假了，学生就把凳子带回家了。” 　　“这些课桌有多少年历史了？”朱镕基问。 　　“20年。” 　　“20年都没有换过吗？” 　　“没有。” 　　“这个学校在县里是什么水平？” 　　“中等。” 　　朱镕基沉默良久，摸着斑驳的桌面感慨地说：“很艰难啊！” 　　考察后，朱镕基在宋洋小学召开农村基础教育座谈会，听取乡镇干部和中小学教师对义务教育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和乡镇干部、中小学校长的一番对话，朱镕基感慨万千：“感谢大家让我了解到了真实情况。任何一个国家，义务教育都是政府的责任，我国也不能例外”，“义务教育事关中华民族的复兴，绝不能削弱！” 　　正如饭需要一口一口地吃，路需要一步一步地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中国义务教育体制适应基本国情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第一次变革：调动地方积极性，依靠人民群众办教育。新中国成立以后，基础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曾提出过发展意义上的“普及教育”的概念，但并没有使用法律意义上的“义务教育”概念。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次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颁布实施。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宏伟目标提出之后，艰巨的任务与中央政府当时无法包办之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为此，从实际国情出发，《决定》进一步提出，“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改革我国教育体制的基础一环”，“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决定》还要求，“为了保证地方发展教育事业，除了国家拨款以外，地方机动财力中应有适当比例用于教育，乡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教育”，“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费附加”，“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单位、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改变了中央过于集权的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办学积极性，为在当时艰难的条件下实现“两基”目标提供了体制保障和社会支持。 　　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90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央文件中并未出现“人民教育人民办”的提法，所谓“人民教育人民办”只是在基层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人们对人民群众主要是广大农民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义务教育的实际行动的一种概括，也是当时亿万人民对中国基础教育所作的重要创举和巨大贡献。山东平度等许多地方在普及义务教育方面所作的积极探索是当时“人民教育人民办”的突出典型。20世纪80年代，平度教育以率先创立“人民教育基金”，实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经(农)科教结合”而闻名全国。1987年、1988年，全国和山东省先后在平度召开了农村教育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将这一创新性的实践经验向全国推广，为基础教育的发展确立了榜样和标杆，也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决策的出台提供了实践探索方面的宝贵经验。 　　依靠地方和人民群众办基础教育的体制，调动了各地办学的积极性，也促进和加快了各地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发展进程。但由于中国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明显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各地发展基础教育的财政能力存在巨大差距，这也就导致了在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基础教育差距的扩大。 　　为了确保中国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多种有力措施，向弱势地区和弱势人群倾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难点被锁定在贫困地区、贫困农村和贫困家庭，这些也因此成为政府努力的重点。“九五”和“十五”期间，为促进中西部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国家实施第一期和第二期“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使全国范围内的义务教育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小了差距，减少了不均衡现象。 　　在此期间，听从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中国城乡的广大人民配合政府也做了大量推进“两基”的艰苦工作，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民群众有钱的掏钱、有力的出力、有物的捐物，在广大的乡间盖起了一所所新学校，使中国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两基”的目标得以达成。在中西部贫困地区的许多地方，当地最好的房子是学校，学校里也大多竖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