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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审讯：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 ——以S省为主要对象的分析 马静华 当今中国，几乎每起冤案的背后都有非法审讯的幽灵。笔者的基本态度是，从解释学视角探 寻非法审讯发生作用的机制与条件，有针对性地提出以消解其外在控制性因素为基本内容的技术 性方案。对此，较为合理的方式是采用实证分析的理论思路。 自2004年7月以来，我们在s省内公、检、法三机关进行了一系列实证调研，调研的方法是访 谈、问卷和案卷统计。由于非法审讯的非公开性和可责罚性，直接的统计和定量分析根本没有可 行性，基于此，我们主要利用一些间接相关的资料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非法审讯并不必然造 成冤案，非法审讯与冤案的形成之间存在着必需的介质——非法审讯的其他形式，如指供、引供； 非法审讯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体制根源与制度症结。对非法审讯的有效治理，应当在上 述语境中展开。 一、非法审讯与冤案的形成机理 作为非法审讯行为的极端形态，刑讯逼供是否必然造成冤案?结论是否定的。虽然无法作一 个精确的统计，但较多的刑讯逼供与较少的冤案之间绝对不成比例。于是导引出一个问题，即，从 刑讯逼供到冤案最终形成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规律性的进路? 从侦查人员的角度，刑讯逼供最直接的效果往往不是获得据以定罪的口供，而是获得犯罪嫌 疑人对犯罪事实的概括性承认。基于一般的经验，在此之后，有罪嫌疑人与无罪嫌疑人会产生应 答行为的明显界分：无罪嫌疑人通常不知如何供述，而希望侦查人员加以提示；有罪嫌疑人则会在 没有任何引导的情况下陈述一些案情细节，尤其是非犯罪者与侦查人员不可能知道的犯罪现场情 况。对于作出供认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往往不会轻易相信，而是通过不具诱导性的追问来验 证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具体方式是查问犯罪过程的所有细节，并与现有的证据情况、尤其 是犯罪现场情况相印证，如果嫌疑人供述了多个非犯罪者不可能知道的细节，且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 了解这些细节，那么可以据此确认嫌疑人即是犯罪行为人。在此基础上，侦查人员进一步“沿供求 证”，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细节之中发现证据线索，然后据此进行查证核实，最终建构一个以口供为中 心的证据体系。与刑讯逼供相比，其他温和的审讯方式很难达到上述效果。显然，在这种审讯机制 下，刑讯逼供确实具有发现事实真相的强大功能；而且，相比以物证查证为中心的侦查方式，刑讯逼供 所需成本投入不多而见效更快。这也正是刑讯逼供曾经为侦查机关较为广泛使用的主要原因。 对于虽然认罪、但始终无法作出具体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的理性程度决定着案件的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提交诉讼法年会时已作大量删减，包括注释部分。特作此声明，笔者注。 一3．48— 非法审讯：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 去向。尽管极不情愿，但绝大多数侦查人员会作出“嫌疑人可能真的无罪”的判断。但是，个别执 着于审讯的侦查人员则可能通过“技巧性审讯”诱导任何犯罪嫌疑人(包括无罪者与有罪者)供述 案件的真实细节，如指明证据证明的事实内容，或者以暗示方式引导其供述自己认为合理的情节， 这些非法审讯方法通常被称为“引供”或“指供”。必须存在这种介质，否则，刑讯逼供与犯罪嫌疑 人的全面供述之间就会形成断裂，因为无罪者即使供认有罪也绝不知如何陈述“犯罪事实”。审讯 实践中，为了达到精确的真实，某些侦查人员甚至指示嫌疑人违背常识地“供述案情”。如余祥林 一案，讯问中佘“承认”用19公斤多的石头作案，而现场勘查中侦查人员称的恰恰就是19公斤 多。①我以前在公安预审部门工作时，还曾发现一份审讯笔录中嫌疑人描绘作案地点离旁边一棵 树的距离细致到零点几米，这种描述与现场勘查结果惊人一致。可以说，在刑讯逼供的威胁下，只 要侦查人员愿意引导到什么程度，不得已而认罪的嫌疑人必定会供述到那种程度。如此，根据这 种全面、具体的口供，刑拘、逮捕甚至起诉该名犯罪嫌疑人就不会存在太大的障碍。在起诉和审判 阶段，即使嫌疑人翻供，由于口供与案内其他证据在众多细节上的高度一致性，检察官和法官也不 敢轻易排斥口供的证据效力。 据此可以认为，在冤案的形成机制中，刑讯逼供构成最初的动因，侦查人员非理性心理和指 供、引供分别构成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仅有刑讯逼供而无指供、引供等非法审讯行为，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