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何为中国大学精神之源》 - 北京工商大学.docVIP

何为中国大学精神之源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大学精神源自西方中世纪大学理念之说不甚准确。关于大学精神源头的判断是一个事实、价值兼有的判断。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的历史发展证明，中国大学精神的源头是以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士志于道”、“明道济世”为根本，吸纳包括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大学理念在内的人类多种文化的共体。没有这种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体知，就谈不上当今中国大学的创新。 论及中国大学精神，不少人无视历史地认为它纯是西方大学精神的传承现今中国大学发展正面对一个十分关键的十字路口，要么跟潮随流；要么觉醒其自主意识。选择前者，就只需一味模仿、引进，不思任何创新；选择后者，就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自主意识，就必须开拓创新，这种创新无疑要以历史为前提和基础，这种历史当然是全人类的，其中又必然少不了中国大学的历史，尤其是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一、中国大学精神来源之众说 近期与这﹁问题有关的典型论述如下： “尽管我国早在公元前15—16世纪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大学的雏形‘右学’，其后又有冠名为‘学宫’、‘太学’‘国子学’、‘书院’等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大学；尽管《大学》中也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理念；但严格说来，近代大学发端并发展于西方，大学理念的形成、展现与完善也根源于西方，而中国近代大学的办学体制亦是从西方引进而来，因此，在考察大学理念时，我们必须首先对西方大学理念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一考察。” “中国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都是西方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传入中国的产物。中国的大学理念萌发于清朝末期，经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家的发展而逐渐确立”。 “要在具有几千年集权传统的中国，找回或者重塑产生于西方的大学精神，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他多篇文章大多沿用或认同这一典型论述，与上述观点相左的有陈平原提出：“中国大学的历史，不是‘百年，而是‘四千年。并列举教育史家伍振(族+乌)、熊明安、高奇、曲士培、毛礼锐等人的观点为证。如此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有四千年的大学却没有四千年的大学理念或精神？或中国根本就没有四千年的大学？或依一些论者所言中国现代大学理念与精神源自西方，那它又是如何传承的？ 二、对大学精神源头的判断不只是事实判断 回答上述疑问首先要弄清大学精神形成、传承的机理。依据对中外古今大学精神传承与发展的研究，这一机理就是积淀与认同。所谓积淀，一般是指人的社会实践历史在人的心理深层所形成的一种定型的功能结构。没有人类文化的积淀，就没有人类精神的生成，更不可能有人类大学精神的形成，所以文化积淀是大学精神生成必不可少的前提。正是积淀为新的精神创造储备了源头活水，源头越丰，活力越足。从当代大学人的角度考察，大学精神传承必须通过认同。认同是不同历史时期大学精神相互关联的内在纽结，是大学精神传承和发展的线索和依据。所以大学精神的产生与发展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时空性。文化认同是大学精神产生的根基。 大学精神的核心是一种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的最初形成不可能是个别个体短期内所能完成的，而必然需要特定的群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共同生活来确立，每一个体相对于群体的价值系统而言，其内在的心理机制便是认同，例如中国古代学人对“道”的认同，先秦初起的三大学派——儒、墨、道——尽管各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 大学精神认同的具体方式常常是特定时代的人通过文本及其他线索与此前产生的原初的智慧与哲学进行对话，文艺复兴及欧洲近现代大学与古希腊文明的关系建立如此，孔子“从周”也是如此。范仲淹一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朱熹、欧阳修、蔡元培等众多后世士人反复认同与解读，并不断生成新的士人精神。蔡元培对中国古代“士”的价值与德国大学理念的认同也是如此。在这种对话中，后来者会对原初的价值进行“损益”，如中国“古代的礼乐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郑国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孔子更是将其方向转入了“人道”领域，以至春秋以来，中国文化已日益明显地有从天道转向人道的倾向。 总体地看，大学精神形成、传承的机理即是积淀与认同，积淀是前提，是基础；认同是后人对积淀的再选择。无积淀则此精神无从产生，没有认同则此精神失去传承的机会。由于认同在其中起作用，对中国大学精神源头的判断本身不只是事实判断，必然是包含价值的判断。认同西方中世纪的大学精神，则认为中国大学精神源自西方；认同中国古代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则可认为中国大学精神源自春秋战国的百家思想。然而这样的判断只能对于当前的判断者成立，若要具体到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大学精神源出何处，则要做更为具体的分析。 三、20世纪初中国大学精神源头探析 中国不缺少文化积淀，因此研究20世纪初中国大学精神的源头关键在于弄清当时大学人是如何进行精神认同的。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