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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修辞传统走向现代形态的历史转变 20世纪是中国修辞传统受到严重而全面挑战的世纪。 这种挑战是中国修辞发展状况与学科现代化要求的一种碰撞结果，它导致了本世纪初中国修辞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一种历史转变。对此作一研究，既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也有利于今天中国修辞学的学科现代化。 一 中国修辞传统在20世纪初遇到的挑战首先来自于也首先表现在语言。本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实践与革命乃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从语言上看，白话文运动带来了四个层面上的新面貌：书面语形式上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诗歌、小说、戏曲等各种文学样式与日常应用中新的文体（如新诗、话剧、小说等）取代旧的文体；新的修辞技巧去丰富、取代了旧的修辞手法，如胡适、郭沫若的清新自由的诗风，鲁迅的小说手法，在1898 年到 1927 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巨大转变[1]，大量口语化、大众化、生活化的词语和各种句式（包括长句短句、 整句散句、常句变句、紧句松句乃至欧化句式）的大量涌现；人们运用语言的社会观念、审美情趣、修辞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白话文运动的这种生气勃勃的语言实践清晰地展现出中国传统修辞走向现代形态的历史图景。 同时，修辞研究无论在具体的学术课题中还是在整体的学科建设上都清楚地表达了同样的历史呼声。一时间，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大量涌现；以前从未有过的新著作、新体系、新教材层出不穷。短短几十年，修辞研究陡然换了一个面貌。 语言实践、修辞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出现的现代化趋向必然造成对修辞传统的严重挑战，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尖锐冲突。那个时候，人们对修辞传统表现出一种主动的革命姿态。刘半农提出：“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也。”钱玄同说：“为除旧布新计，非把旧文学的腔调全套删除不可。”周作人说：“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由此可见，上述语言运用的种种变化绝对不仅仅是语言形式、文学形式上的尝试或实验也绝不是对语言或文学传统的修正补充，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意在取而代之的主动出击。在修辞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亦异常明显与尖锐。陈望道在论及《修辞学发凡》的写作企图时，曾明白宣告：“除了想说述当时所有的修辞现象（姚按：当然包括白话文运动出现的各种新的语言技巧）之外，还想对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书中有些地方论争的气氛很重，便是为此。”[2]许多学者在治中国现代修辞史时，都提到那时的修辞学界存在新派旧派之争，但大都只列举两派的观点。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说明这两派之争所反映出来的修辞研究的悠久传统与学科建设的现代要求之间的历史冲突。特别要注意，新旧之争不但存在于两派之间，还存在于各派之中，就新派或旧派中某个人的修辞研究来看，也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只有揭示了这种冲突的内在性，才能从思想层面深刻揭示这场冲突的复杂性，才能进一步说明当时修辞学者在这场冲突中的历史位置与历史意识。“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最为敏感、最为向往，但另一方面他们恰恰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嫡系传人，历史的冲突在他们身上也就常常为自我冲突。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大碰撞下的反应，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格化表现，而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成熟度，也就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成熟度的精确指示器”。[3] 应该看到，语言实践、修辞研究与学科建设中出现的新趋向、新景象及其相伴生的现代与传统的尖锐冲突明显受到西方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广泛影响与冲击。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修辞传统不可能显示出如此严重而明显的危机，汉语实践不可能出现如此生动的情景，修辞研究与学科建设不可能迈开现代化的步伐；但是，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以后，中国修辞传统才出现危机。早在西学东渐以前，白话文的兴起并逐步壮大就报告了文言文的危机，预示了文言文修辞传统必须现代化。中国修辞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最根本的原因是来自修辞运用与修辞研究的内部矛盾。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与本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只不是加剧和突出了这种危机与冲突。 二 中国现代修辞学在本世纪学科发展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本学科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性而言，并以后者为基础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学科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形态不断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国现代修辞学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必然是事实上也一直是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处理。但是，中国修辞学在这个关系处理上存在两个偏向：一是片面地将修辞传统与现代科学对立；一是片面地将中国传统与西方理论对立。 中国修辞学的学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