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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民族社会的变迁及其协调发展 　　民族社区结构的改变，是民族文化变迁产生的原因，也是民族文化发生断裂的一种体现。城市化进程除了对民族文化传承产生影响之外，还对民族关系、民族生存权益等都会产生影响。从一定程度来看，城市化进程对于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往往是影响民族关系以及民族生存权益的一种外在现象。当城镇化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影响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反过来必然会对民族关系、民族权益保护产生反作用。 　　一、城市化进程与民族文化变迁 　　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变迁成为一种永恒的现象。没有变迁，文化不可能以一种常态持续下去。由此看来，变迁是文化发展的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城市化进程对于许多民族地区而言，拆迁、安置、重组等行为是引起民族社区结构变化的因素。民族社区结构的改变，是推动民族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第一，城市化进程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文化变迁。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有特定聚居区，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形成了特定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空间。各个民族社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宗教社区，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密切结合，形成了少数民族特定的宗教社区文化结构。城市化进程以其无比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得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不再明显。一些乡村逐渐转变为城市，传统的乡村社区氛围一下发生了变化。在此背景下，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由乡村进入城市。原来相对封闭的文化传承空间转变为城镇里居民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远、民俗传承的机制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了民族文化传承的场域。布迪厄曾对场域进行了界定: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 ，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 。” 　　文化传承空间作为一种场域，其中文化的各个要素之间必然发生联系。文化传承空间往往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承载着历史的信息与文化的积淀。历史上，各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根据各自的居住环境、生存方式，形成特定的文化传承场域。例如，北方游牧民族的蒙古包、南方热带雨林民族的杆栏式建筑、东北渔猎民族的茅草屋等，既是这些少数民族群众的建筑文化，也是他们传承民族文化的场域。 　　文化空间承载着少数民族多种历史与传统信息，是该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在自然与社会两种文化空间里不断积淀而形成的产物。 　　近年来，随着生态移民工程、牧民定居工程以及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等一系列新的社会变迁活动，促使部分少数民族由游牧走向定居、由乡村融入城市、由山区进入城市。这些重大变革对于提高少数民族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其中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居住空间的转变，改变了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以及文化传承空间。搬进安置地的少数民族，从表面看来生活逐渐现代化，但是他们面对这些新的变化往往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以后的出路在何方。他们的传统民俗文化，尤其与宗教相关的各类文化形式，在传承过程中由于文化空间的改变而中断，进而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对此，有学者指出: 首先，城市化建设改变了少数民族群众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影响。其次，城镇化导致人口流动的频率增大，文化传承秩序受到阻断。再次，工业产品的日益丰富，使得很多民间手工艺品的消费逐渐萎缩。此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于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产生了影响，促使民族文化的生存载体逐渐脆弱。 　　最后，民族文化传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城市化的影响发生断裂，民族文化传承人会越来越匮乏。由此看来，城市化进程对于少数民族社会产生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无论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文化的深层结构都会产生影响。 　　第二，城市化进程与少数民族宗教生活变迁。宗教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宗教社区有着密切关系，城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少数民族宗教社区的固有结构产生了冲击。宗教社区与民族社区具有一定交叉，很多民族社区往往也是宗教社区，因此可以合称为民族宗教社区。民族宗教社区内部往往由一些具有固定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群众构成。在这样的社区内部，一般有一个或多个相对固定的宗教。不同宗教信众或者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派别的教徒共同组成了这样的社区。民族宗教社区往往比较封闭，大多位于山区或者传统村落。 　　在民族宗教社区内部，由于长期的居住格局以及宗教信众的之间的交往结构，社区内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传承性。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许多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许多相对固定、稳定的宗教社区被打破。例如，同一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群众或者同一宗教内部相同派别的少数民族群众，随着城镇化建设搬迁到城市的不同角落，本来固定居住的信教少数民族群众被分散到城市的不同角落。 　　在城镇化建设具体环节中，建设工程会给少数民族原有的宗教场所、宗教器物、宗教传承空间等带来一定影响。尽管在搬迁、重建的具体环节中，这些与宗教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