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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法学思考 　　摘要：法院调解制度在我国理论与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存法院调解制度中确实存在一些诸如调审不分之弊端,但只要我们坚持程序理念,深刻理解制度价值,就能不断对制度进行完善,利于法制建设。 　　关键词：法院调解区性诉讼和解程序理念 　　一、法院调解制度综述 　　“调解”制度在我国可谓渊源深厚。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直存在“贵和”的理念,在“无讼”的儒家主流哲学思想支配下,道德教化完全融入司法活动。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厌诉”的心态普遍,“民间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和“官府调解”成为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在调解过程中,依据以“礼”为核心的道德标准,对纠纷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对当事人进行教化。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虽然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法院调解,但却为日后的法院调解提供了深厚的法律文化背景,强调一种“和”的法律伦理道德的存在。 　　而当代我国法院调解更直接的渊源是战争时期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司法制度。当时的社会矛盾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针对非敌对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加强团结,各边区政府大力提倡和积极推进诉讼中的调解制度,颁布并实施了大量相关法规。如1942年晋西北行政公署发布的《晋西北村调解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案件调解条例》和1946年冀南行署发布的《冀南区民刑事调解条例》等。这些法规明确了诉讼纠纷中调解制度的重要作用,规定了调解制度应当遵循的原则及其效力,使诉讼中调解的适用制度化。这一时期,形成了包括民间自行调解、群众团体调解、政府调解和司法调解在内的广泛的调解制度,并进而发展出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鼓励司法人员走出法庭,深入农村,与群众一起调查、讨论具体案件,在人民群众的参与下将审判和调解融为一体。这些边区根据地的调解制度虽然并不完善,但是对新中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形成起到了最直接的推动作用。 　　建国以后,法院调解制度作为新中国诉讼程序的特色得以保留。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确定了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方针。这在当时社会高度政治化、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能够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但是随着国家法制进程的发展,缺乏“公信力”的“调解为主”审判模式变得不再适合时宜,国家开始逐步调整“法院调解”和“审判结案”在诉讼中的地位。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将以往的“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但是仍然强调尽量少用判决结案同时争取用调解方式结案,即使需判决的案件也要进行调解工作。1991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着重调解”改为“自愿合法调解”,并增加了法院调解的程序性规定。自此,我国司法工作中开始意识到保护当事人对“适用调解”的“选择权”的问题,学界也开始思考“法院调解”定位,思考“调解”应当是一种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协议,还是一种发挥审判权的过程。现今,由于诉讼案件的大量的增加,新的社会矛盾出现,司法资源的有限,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面临很大压力。人民法院又开始重新审视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开始大力提倡通过调解化解矛盾,结合相关内容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总之,现在我国法院的纠纷解决机制体系正处于变革时期,调解制度的重构出现了新的契机。 　　法院调解,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关于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法院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一种诉讼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法院调解尽管在法院主持下进行,但它不同于法院运用审判权以判决方式解决争议的活动,它本质上时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自律地解决纠纷的活动。第三种观点认为,它是法院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和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行使处分权的结合。 　　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现阶段司法实践中采纳的是第三种观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无论从当事人是否采纳法院调解解决矛盾纠纷的角度,还是从最后调解协议能否达成的角度,法院调解都强调了一种当事人的自愿。双方是否形成合意协议体现了当事人对自己民事私权利的行使。并且,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能够适用法院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随时可以进行,强调了程序选择的自由性,反映出法院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对自己民事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行使的自由处分权。第二,双方合意的形成要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依法进行,审判人员起到主导程序运行的作用,体现了一种公权力对私权利的指引。第三,经过法院调解达成协议并生效的,就产生与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具有强制力。这也是法院调解中法院行使审判权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总之,从我国法院调解的现状来看,法院调解的性质处于一种法院审判权与私权协议相融合的状态。 　　但是,笔者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