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皇朝经世文编》载文作者的历史思想.docVIP

论《皇朝经世文编》载文作者的历史思想 　　[摘 要]《皇朝经世文编》中保存了诏书、奏议、报章等大量珍贵资料，载文作者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政治文化特征，他们主要来在江南地区，就其社会阶层而言主要以科举出身的士人和官员为主。书中体现了作者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黜虚崇实的务实思想，兴利除弊的革新精神，明辨公私的政治立场，当然也有其消极方面，譬如其中包含的鄙薄西学的保守观念，也是当时社会环境的真实体现。 　　[关键词]魏源；《皇朝经世文编》；载文作者；历史思想 　　《皇朝经世文编》（以下称《文编》）是清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聘请魏源编纂的一部史学巨制。全书共120卷，辑录文章2241篇，始编于道光五年（1825年），七年（1827年）付梓枣梨。该书的问世，开启了晚清经世之新风，催生了一系列“经世”文献。同时，由于书中保存了公犊奏疏、私家文集、报章论说乃至外人议论等大量珍贵资料，亦使其成为研究清史的重要资料。 　　《文编》虽为魏源诸人编纂而成，但其中所载文章则是出自原创作者之手。从时间上看，这些文献的作者皆为清人，但从地域上看，其分布则表现出鲜明的地域差异性。据笔者统计，《文编》载文作者共计654人，各地分布情况为：江苏140人，浙江97人，山东51人，江西37人，福建34人，安徽34人，山西24人，湖南21人，云南20人，满洲17人，湖北17人，河南17人，直隶16人，顺天13人，广东10人，陕西9人，四川8人，盛京5人，甘肃4人，蒙古3人，贵州3人，广西3人，其它不详者26人。就社会阶层的分布而言，《文编》载文作者以科举出身的士人和官员为主，为政治、文化领域的活跃分子，在政坛和文坛上都有突出表现。通过解读这些颇具现实性、理论性和典型性的文章，不仅可以深入挖掘载文作者的学术思想和价值取向，而且可以从中观照清代朝野上下的治国理念和行政方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以下，拟在分析《文编》载文作者地域和阶层分布的基础上，着重对其黜虚崇实、兴利除弊、明辨公私、鄙薄西学等重要历史思想予以阐述。 　　一、黜虚崇实的务实思想 　　中国实学发展史表明，凡坚持黜虚崇实，国家必强、社会必治，否则国家必弱、社会必乱。中国传统文人向来强调“文以载道”、“学以致用”的学术精神，注重“文章乃政化之献敝”[1]（P28）的资治价值。《文编》专门辑录关乎国家大政的田制、水利、漕运、赋税、荒政、兵制、边防、吏治、科举等奏议文章以供朝廷治理国事之借鉴，“论一世之得失，有立前观后者矣”[2]（卷1汪缙 《绳荀下》）。故此，《文编》载文作者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即提倡崇实精神，强调求真务实之学，表现出强烈的经世意识。 　　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中，强调走实学之路。乾嘉之际，考据之学蔚为壮观，出现“汉学专制”的局面。嘉道以降，清廷由盛而衰，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学风也随之丕变。当时，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仍为汉学，但其弊端已日渐暴露，流为琐碎，以致“毕世穷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3]（卷中）。出乎此，在社会危机四伏之时，强调学术必须关注现实的呼声逐渐高涨。士大夫昌言挽救时弊，喜言文术政治，认为必须依靠理学来规范社会，匡正人心。在时人看来，学术有其独特的重要性，“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社会危机之所以产生，其根源在于学风之空疏，而要挽救时危国运也在于学术，“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必恃学术”[4]（卷18 《与普通甫书》）。因此，《文编》纂辑之际，贺长龄等为“救汉儒之偏”，以宋儒之学为本，积极为社会改革制造舆论，正因如此，《文编》所选载文及其作者，多表现出鲜明的“学术经世”意识，坚持“不为无用之学”[2]（卷1陆寿名 《治安文献序》），“无济于用者则不学也”[2]（卷1方苞 《传信录序》）。如卷三程晋芳在《正学论》中说：“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何雅俗大小之不同也。”这就是说，“琐琐章句”脱离社会实际，毫无实用。而且，对于佛道之学，部分作者也以实学为准绳，提出了批评意见。如卷一唐甄《性功》立足于一个“实”字，以是否“有救于世”为价值尺度，比较了儒、佛、道在经世治国中的作用和意义之不同，认为释“空”而道“私”，没有安邦治国的宏大气质和作为；相形之下，“儒惟治世”，是治国经邦之大道，是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之“实学”。这充分表现出清代文人士大夫对儒学精神的尊崇和皈依，也反映了魏源诸人借修《文编》以明经世的良苦用心。 　　另一方面，在“知”与“行”关系中，倡导立足于行，知行统一。《文编》载文作者围绕经世致用这一主题，倡导“亲历诸身”，即在讲求学术之时，又要亲自实践，普遍认为“亲历诸身”是“行”的重要内容之一，“行”是“知”和“学”的来源，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阐明了知与行的本质关系，所谓：“夫古人为学，皆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