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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教学应讲清人地之间的因果关系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及人地关系时空变化规律的科学，是沟通自然与人文的桥梁。对人地关系的分析研究，应该说是地理学的“看家”本领。而人地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则是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近代地理学的先驱洪堡、李特尔创立的因果关系论，旨在研究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试图在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多方面分析比较中，寻找二者之间的联系与规律性。我国近代历史上的地理教科书的编写和地理教学，都很注重“人地相关”的因果关系分析。例如：1925年我国出版的《人生地理》教科书，在“导言”中即明确指出：“地理学之宗旨，在于研究地理与人生之关系，使吾人对于世界各地之风土人情，皆能解释其因果，说明其系统，且能根据已知推考未知”。该书以人地关系为线索，系统论述了区位、地形、水利、土壤、矿产、气候、生物与人类社会的因果关系。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竺可桢先生在著的《地理教学法》一文中曾指出：“地理所授材料，大体分为两大类，即生活与环境是也。”“两者不可偏废，须融会贯通，明其因果，述其关系。”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的地理教学即注意人地关系的阐述。令人痛惜的是，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由于受原苏联地理学界的影响，人地关系被视为资产阶级地理学思想而遭到批判，自然与人文的联系，在地理学学术研究和地理教学中被无情地割裂开了，至今仍留有难以愈合的创伤。 　　国外有一本著名的地理教科书《房龙地理──地球的故事》，该书由美国学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龙于1932年写成出版后，至今仍在世界许多地方畅销。该书为什么影响这样广泛长久呢？秘诀是房龙先生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讲清了人类与环境的因果关系。例如：房龙先生在讲世界地理某个国家时，其思路与描述方法一般是这样的：他首先介绍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山势怎么走，河水怎么流，风怎么刮，雨怎么下等，他讲这些地理环境主要是为讲人而服务的，讲它对人类自身及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的影响，讲在这个特定环境中，当地人是怎样选择了特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来适应它，进而形成了怎样的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反过来，人们又以他们的特定方式因地制宜地改造、利用这种环境，并最终形成了现在这样的国家。 　　遗憾的是，我国现今的一些地理教科书和一些地理教师缺乏这种“人文关怀”意识，未能注意讲清人地之间的因果关系，有的甚至回避、畏惧讲清这种关系，以免沾上宣扬“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嫌疑。我国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某本《中学地理教学法》，该书作者就将我国解放前某本地理教科书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地理分析视为典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了批判与否定，以告诫广大中学地理教师不要误入歧途。有的地理教育专家还对地理教材编写中的“自然环境影响社会人文”的思路进行了批评。现在看来，这种思想观点是值得反思的，我们不应该把人地因果关系分析这一地理思维精华当做糟粕抛弃，切不可将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分析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地理教材的编写，地理课程的讲授，不注重分析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交互作用的因果关系，不注意沟通、点拨自然与人文的内在联系，只讲“人与地”，不讲其因果道理，是一大失职！笔者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工科性质的大学，所设置的专业均与地理学科没有什么联系，但开设的《人文地理》选修课程却深受学生欢迎，每学期选修人数达300余人，大的阶梯教室常常是座无虚席。这门课程强烈吸引学生的原因，就在于教师注重讲清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地域分异规律，说“理”性强。学生学完这门课程后的最大收获是感到弄明白了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事象之间的诸多内在联系，培养了从地理空间分析事物的思维方法。认为老师讲授的地理课程的思路与他们在中学学习地理课的思路大不一样，并消除了以往轻视地理学科的偏见。作为现代地理教育工作者，我们要解放思想，不应故意淡化或回避地理环境作用的分析，而应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指导下，理直气壮地讲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讲清人地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人地关系分析是地理学的试金石，不讲或讲不清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影响的关系及其交互作用的道理，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理”，尤其是人文地理。 　　《青年参考》上发表过一篇《我厌恶无情的地理》的文章，作者认为：“地理终因是人的地理，如果地理学科不能通过地理揭示人的性格精神，解释社会人文现象，那它就是一门死的学问，无用的学问，我们就有一百个理由厌恶它。所谓‘人文地理’，如果没有‘人文’，也就是感情色彩或人文关怀意识，那么‘地理’也就不成其为地理了。而我们的地理课本恰恰犯了这种毛病。”笔者以为，该作者的观点虽有些情绪化色彩，语言有点尖刻，却是“实话实说”，颇有几分道理。地理学应该是一门有血有肉有情感的鲜活学科，应该是充满人文精神、密切结合历史与现实的使人终身受用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