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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象征的北京：老舍笔下的北京意象 作者：刘大先　来源：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3日　 作为一个出生于北京并且深受北京文化影响的地道北京人，老舍尽管几度出游海外，漂泊川鲁，最终还是回到了北京。无论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叙事背景、环境乃至叙事主角，还是就现实意义而言的文化中心、文学市场乃至意识形态想象的根源，北京都是他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可以说老舍的创作有着难以割舍的北京情结，通过北京意象的营造，北京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不仅承载了文学想象与被想象的任务，同时也是想象与被想象的主体，它融合了历史、传统、社会、时代、伦理、道德的多重意义。　　几代帝京、五方杂处、数族混居的北京，其文化构成因素无疑斑驳陆离，而面临着20世纪文化的新旧融合、古今碰撞、中西会通、多族涵化的各类因子千丝万缕、交错纠结，北京更是复杂多变，难以一言尽之。有关北京的文学书写与文学想象并不罕见，近现代以来便不绝如缕，与老舍同时代的林语堂、张恨水、梁实秋等都有有关的记忆与描绘，但是唯独老舍最为全面。某种意义上来说，老舍与北京之间构成了一种共生的文化关系，成为彼此印证的主体。他通过自己的文学创造书写北京的三个层面，我们通过文本可以窥见彼时北京的风貌情状与世态人心，可以看到一代文学大师对北京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反思与重构。　　概而言之，老舍对于北京的文学书写主要在三个维度上展开：一、作为情节背景的存在，这在大多数老舍有关北京胡同平民生活题材作品中都可以寻见；二、作为叙事结构的存在，如《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这样人与都市关系的作品，北京作为文本的一个结构性因素与人物之间形成了互动性效果；三、作为文化想象的存在，如《猫城记》、《离婚》和《四世同堂》，北京在这样的文本中已经超乎了一个地域文化的表象，而具有了象征性的意义。无疑最后一种尤具有深远的文化反思意义，显示出老舍不同于一般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的文化现代性追求。本文讨论的重点将在这一点。　　我们首先注意到老舍作品中除了少数篇章，绝大部分所描写的北京地理场景都是集中在从阜成门到德胜门的北京西北城。这个部分在北京整个布局中，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文化位置来说都是略显边缘的地带。这种地理区隔即使在文化区分上并不那么明显，但是无疑还是有着潜在影响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文化象征的北京想象都在老舍本人并不在北京城里的时候，也就是说始终是边缘的或者是外在的审察，使老舍有可能采取既不同于文化前沿的新文化运动人物抑或前清的遗老遗少，又不同于外省文化人或者匆匆过客的视角。　　《猫城记》与《离婚》分别是1932年和1933年写于济南，《四世同堂》则是1944年至1946年写于重庆和美国，其时代背景是面临或者已然出现过日寇入侵。首先，这种地理上的差异与远离恰恰给了老舍以一个如同人类学上所谓的“局外人”的客观而冷静的态度来审观旧都北京，老舍作为一个曾经入乎其内，深谙个中三昧的北京人，此刻更是有了出乎其外的高致。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冲击，也激发起民族文化的自豪与反思。如同赵园所说：“《离婚》、《四时同堂》借诸人物对北京文化的反复批判中，有关于近代中国历史悲剧及其责任的思考”1。正如老舍在《离婚》中意识到的：“虽然北平确是有许多可爱的地方。设若一种文化能使人沉醉，还不如使人觉到危险”。2这种思考赓续了五四以来国民性批判的流波，因为融合了个体的真切体验而更加具体。　　如果说《离婚》还只是通过北京小市民没有超脱与激情的平庸生活来一管窥豹，《猫城记》却以幻寓的手法建构了一个恶托邦（dystopia）的所在——猫城，选取了宏大题材“军事”和“外交”，对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各级统治者到庸民百姓，从军阀政客到学者学生，从农村到城市，从一国到多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涉及之广、包容之多，为他所有作品之仅见。这一症候表明老舍有一宏大构想，欲通过这个作品综摄自身对于整个社会国家文化的看法，猫城在一定意义上是当时北京的写影，是中国文化的寓言。不过，以全景式的漫画扫描为手段来追求作品的讽喻性，往往长于广度疏于深度，是以艺术性与深刻性的损失为代价的。然而，识者应当明白它原本就出自激情而非出于理性，是带有传奇玄幻色彩的超现实主义寓言，而非冷峻严谨思虑深远的现实主义。这部毁誉参半的《猫城记》对于北京及其所代表的文化采取的批判手法是不无偏颇之处的，但是对于北京及北京象征的文化思考却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在十几年后的《四世同堂》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百余万字的《四世同堂》，对于北京的描写与议论比比皆是，通过乱世北京的浮世绘而对整个民族的文化进行反思。这个反思所运用的解剖标本就是小羊圈胡同里的四世同堂之家，而背景则放在了北京在日军侵华而沦陷直至光复的时间段。作为一种成熟乃至过熟的文化，自身盲目自大固步自封，难以真正反思自身的缺陷与危机，需要外来的刺激方得焕发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