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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之我见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两者孰大孰小，不言自明。然后世对此二者之关系，甚少探究，无明确之分野。予谓当今学界中人，不可不察，窃以为划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须明确两条主线。 中国文化，涵概中国之各种学术，简称国学，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不一而足。有清以降，以《四库全书》编撰目录，分经、史、子、集四部，即经学、史学、诸子、各集本，故谓之四库全书。自上三代即夏、商、周发轫起源，经周公、孔子、孔安国、刘向父子、贾逵、马融、郑玄、王肃，辗转至唐孔颖达、陆德明辈，殊加释解，至于北宋周敦儒、二程、张载、邵雍，所谓“宋五子”是也，继于朱熹，集大成焉，究子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推义理与章句并重，创宋儒学——理学，朱熹于宋学之地位、于中国文化之地位，孔子之后，一人而已矣，继孔子学说于隔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北宋千余年后，其为集大成者也，于中国文化传播厥功至伟。而陆九渊谓朱子惟重义理，只究尊德性，故创立心学，殊失偏颇。继朱子、陆子后，王阳明继承陆子学说，自成一家。至有清一代，康熙、雍正为维护满人统治，压制汉人势力，禁锢文人思想，文字狱大兴，学者为避祸计，皆不论经世济用，咸埋首于古旧纸堆，尤以乾隆、嘉庆年间学者为重，名重一时，后世称“乾嘉学派”如顾炎武、黄宗羲、傅山辈，屡被朝廷强征博学鸿儒科，纵强而终不能屈其志，诚为汉人学者之正统宗师也，此一气节，亦深为学林之标榜矣。随启发天下学者，不论政事，专心治学，探究文字、声韵，所谓训诂学也，亦称朴学、小学，代表认为有著名者戴震、段玉裁辈；亦有学者探究经史记载传承之真伪，旁征博引，穷治学于浩瀚书籍，考证校雠，所谓考据学是也，著名者章学诚、阮元、毕元辈；亦有学者于周鼎汉瓦间费糜一世，所谓金石学是也，亦有学者毕生研究甲古文字，所谓甲古学是也，后世名家如王国维、罗振玉等“甲古四堂”，林林种种，赘不胜书。乾嘉学派，对中国现代文化之影响，当推第一，受其惠泽者，枚不胜数。然清季康南海、梁任公之“戊戌变化”“公车上书”，随意歪曲国学，乃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与之论战，激发国学又一高潮，然未几，胡适、陈独秀所倡导之“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引发“五四运动”，主张全盘西化，否定中国传承数千年之文化，西风日渐，摈弃国学，推动白话文字，国学丧矣。惟中国现代最伟大之历史学家如陈寅恪、钱穆，国学大师陈梦家、杨树达辈，抱残守缺，勉力守节，为中国文化之最后守护者也。于倭寇大举入侵、亡国灭种之际，钱穆宾四先生为中国文化计，费时数年，终完成其煌煌巨著《国史大纲》、《国学概论》等，主张文化不灭国未可灭之论，振奋国人抗战决心，实乃有大功于中华民族也。然随民国退缩台岛，大陆之学者迫于政治高压，噤若寒蝉，未敢有作仗马之鸣者也，随文化革命之兴起，国学更作死灰是也。更以陈寅恪先生之天纵奇才，乃不得不放弃足以冠绝中外之隋唐政治史研究，改弦易帜，以秦淮名妓柳如是、清才女陈端生为题，以双目盲蔽、腿残年衰之身，凭借其平生博闻强记之能，旁征博引，成《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此亦为中外学界之闻事也，诚可叹也！诚可哀也！随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交流之发展，国人乃稍知吾国家吾民族乃有国学此足以傲立环球学林之瑰宝，遂有三二国学大师之弟子如季羡林、余英时、杨伯峻公，乃敢继前贤治学方法，奔走鼓吹，四方呼吁，培植后继，提携英才，为中国文化之薪火相传而使之不灭，在不遗余力。此一主线，当为中国文化之主线。 中国文学，乃文学之道耳。无非古之《诗经》、战国楚屈原《离骚》、《问天》、《九辩》，宋玉《风赋》；秦李斯统一文字后之文章；汉司马迁、扬雄、司马相如、枚乘、张衡等之词赋；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作之汉乐府；至两晋间以曹氏父子为代表之“建安七子”之诗歌及以嵇康为领袖之“竹林七贤”之玄怪清谈；南北朝之庾信、左思之诗歌；至初唐射洪男子陈字昂、初唐四杰之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盛唐之李白杜甫，晚唐之小李杜（李商隐、杜牧）等之诗歌，至宋之陆放翁、苏轼、欧阳修、晏殊、周邦彦、晏几道、辛弃疾、李清照等辈之长短词；文学之道，淤滞明代，纵有所谓“前七子”、“后七子”，“三杨”等，然鲜有大家，惟张岱为李后主、晏小山一派人物，不世之特出也；小说终为小技末流，难登大雅；有清一代，于词而言，除清初朱彝尊、陈维松、纳兰性德外，尚有王念孙、吴伟业梅村余二三子，惟曹雪芹为李后主、晏小山、张岱、纳兰容若一脉人物著《红楼梦》，其余无他，惟以蒲松龄等落魄文人秀士著些许小说，借古讽今，寓书言志，然纵是流传后世，终为流俗伎俩，未入流也。唐宋遗响，文学之道，颓势日显，回天无力矣。至于民国，除苏曼殊、李叔同等杰出之文人外，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沈从文等公尚能承接文学之任，至新月派中人如徐志摩、戴望舒者，以一、二篇现代诗歌徒享盛名数十年者，吾不以为其可称得上文人二字，至于当代，文学更沦落到小说即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