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先秦时代忠与孝的关系.docVIP

略论先秦时代忠与孝的关系 08中文一班刘露 【摘要】“孝”至迟在西周之际已出现，在西周封建诸侯之际，“孝”仍是维护君臣关系的有力规范。到战国时期，诸侯纷争不断，宗族制度和家臣制度衰落，古老的宗法制也逐渐退出来历史舞台，宗教内部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约束力已趋于消失，君臣关系毕竟是后天形成的，尽管也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但毕竟只是“义合”，因而必须借助于“忠”的道德戒律加以强化和巩固。于是封建统治者开始重视“孝”的宣传，以达到移孝作忠的目的。《孝经》将忠君、孝父高度统一在一起，但是随着宗法制度的衰亡造成春秋战国年间宗族依附的解体，忠孝便分离了。 【关键词】忠 孝 宗族 统一 分离 一 “孝”作为一种观念，至迟在商周之际已出现（1）。但那时“孝”的内涵与后世颇不一致。从西周到春秋时期，施孝的范围有一个明显的收缩过程。儒家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规范、是教化的源泉。血缘关系是人类先天所共有的，并且，“父子之道，天性也”（2）即作为调节父子这种血缘亲情关系的孝道是人类所共有的天生禀性（3）。因此，《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就载：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也就是说父子关系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关系，孝是中国社会上自天子、下自庶民都应当恪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从天子与诸侯的关系看，宗族关系虽不能完全包括政治关系，但据说周初封建诸侯先后立七十一国，或言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随着子弟的繁衍立家，诸侯的同姓大夫逐渐增多，那么，这些世代为官的同姓世族与周天子的关系除了政治关系以外还存在着宗族关系，因此，在西周初封建诸侯之际，“孝”仍是维护君臣关系的有力规范。事实上，那些同宗的君臣主要是一种政治关系，只不过他们以同宗的身份加入政治阶层，协助君执掌国家政权，他们之间的交往，多受制于君臣之礼（4）。这样，孝就很难再协调君臣关系了。西周的宗法制度，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适应新的情况而对旧的血亲关系进行改造而形成的。在父系氏族社会中，个体小家庭是湮没在氏族之中的。而宗法制下的家庭，仍处于家族的卵翼之下。春秋晚期以来，随着社会变革的开展和深入，宗法制的基干也开始松动。到战国时期，古老的宗法制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宗族内部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约束力已趋于消失。君臣关系与父子、兄弟关系有所不同，父子、兄弟关系与生俱有，且以血缘为纽带，因而非常牢固、不可割断，然而君臣关系乃是后天形成，尽管也属于命中注定，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但毕竟只是“义合”，因而必须借助于“忠”的道德戒律加以强化和巩固（5）。朱熹也说过： 格物，须真见得决定是如此。为子岂不知是要孝？为臣岂不知是要忠？人皆知得是如此。然须当真见得子决定是合当孝，臣决定是合当忠。决定如此做，始得（6）。 二 封建统治者重视“孝道”的宣传，主要是为了达到以孝劝忠，移孝作忠的目的。 随着时间的发展，孝道思想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家庭内部，而是转变成一种政治伦理。在周代时周天子的分封诸侯与天子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一是父与子的关系，一是君与臣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忠君和孝父是一致的，忠和孝融为一体。而到了封建君主专制时期，皇帝派往各地的大臣不再是自己的儿子，但皇帝仍按照孝敬自己父亲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臣子，将统治关系蒙上了一层血缘的面纱，以达到其以孝劝忠、移孝作忠的目的。 而其理论基础则来自于《大学》里的三纲八目。《大学》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指出了以孝齐家治国的重要性。“孝者，所以事君也”（7）。把人们行事的对象直接指向君主。《礼记．祭义》则说：“事君不忠，非孝也。”（8）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现。历代帝王推崇“孝道孝行”，其终极目的是为了稳定起统治。儒家孝道“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以“亲亲”率“尊尊”，虽不能从根本上取消阶级对立，但不失为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巧妙方法，这一行为在客观上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良性作用。孝由理论范畴演进到政治领域之中，在家能孝，在朝方能忠。在这一问题上，儒家一直认为孝是亲亲与尊尊的有机结合，它所体现的是子对父的亲爱和崇敬之情。“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9）既然用侍奉父亲的方式去侍奉君主，其中所包含的臣对君的崇敬之情与对父亲的崇敬之情是相同的，那么，孝就可以用来侍奉君主，而“以孝事君则忠”，故孝可以移孝作忠。正是由于包括忠君在内的所有其他社会道德规范都是由孝所派生的，因而孝也就成为中国社会能够统帅其他一切道德规范的最根本的道德规范。 《孝经》将孝看作事亲与显亲的有机统一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揭示出忠孝一体、移孝作忠的思想。《孝经》指出，由事亲到显亲，必须通过人子的立身行道才能实现，而立身行道则须经由事君来达成，故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