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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乡关系视角的三农问题 韩纪江 iz,归l大学商学院 一、引言 三农问题，指基于农业、农村和农民而产生的诸多问题集，包括“农业产业萎缩——粮食和食 品安全问题、农村区域发展滞后——社会失衡问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收入低下问题”等 三个方面。三农问题都与农业产业或农业资源相关，其载体是农民。 当前，农民群体在不断分化，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越来越多，不在农村地区居住的农民也越来 越多。典型农民指：主营和依赖农业经营而生存、居住在农村、户籍身份是农业户口的人。非典型 农民包括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居住在农村的非农经营者、城乡之间如钟摆般每天上下班的农 民。大量农民成为非典型农民，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利益；有些是兼业者，还 在兼营农业；有些已经彻底摆脱了对于农业产业的依赖。典型农民在绝对量上越来越少，从全国范 围来看，这个群体最为贫困，是三农问题的焦点所在。 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递增趋势。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额是341．5元，之比是 7238．1元，之比是3．2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各种社会关系。所有的社会问题，几乎莫不 集中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冲突，三农问题也不例外。当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时候，三农问题变得 越来越凸显出来。 二、三农问题根植于城乡隔离分治制度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很大的。比如1978～1981年城乡收入差距超 过3倍。建国以后，由于面I临巨大的国内外军事和政治压力，为尽快发展能够随时动员为军事力量 的重工业，在缺乏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只好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统购统销等方式剥夺农业。这样 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导致工业化脱离农业平台，工业化没有带动城市化。这种情况 下，农民成为经济增长的牺牲品，建国后的30年间，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状况基本没有改观。 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采取了一种城乡分治的制度安排，城乡之间被严格的户籍制 度和基于户籍制度的一系列行政管理制度体系所隔离。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人力资源无法最大化 其价值，城乡收入差距因而无法得到消减。不过，这种收入差距并没有引发农民和社会广泛的质疑 和舆论谴责，更没有诱发显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绝大多数农民及学者的思想和意识受到压抑，既 有因自身素质低下而带来的认识局限性，也有烙印着浓厚愚民色彩的强权制约。 新中国建国后，在农村地区逐步实施了极具军事化色彩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通过强有力的行 政手段、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和富有鼓动力的强制宣传灌输，来干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那个时 期，军队具有极高的地位，以复员军人为主体的农村干部担负起管理农民的任务，延续了数千年的 村落组织被生产队取而代之。由于缺乏迁徙自由，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超长预期，使得农民形 成了逆来顺受、消极抵制、墨守成规等人口学特征，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问题突出。其它 农村和农民问题虽然也有很多，但却基本没有显现出来。农民总在怨天、却未敢尤人。他们把这种 ·303． 因制度隔离而造成的差别视为客观必然。很多农民都自叹命运不济，这是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城乡 分治制度的最成功之处。 利用户籍制度来实施行城乡分治本来是配合计划体制运行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就业、教 育、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各种行政管理制度形成一个强大的制度体系，阻止了人口这个基本社 会元素的流动。在城市地区，实行国家和集体公有制，所有人都属于一个公有制的单位，个人对于 单位具有很强的依附性；离开了单位，个人或家庭几乎无法生存。在农村地区，实行集体公有制，土 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所有集体成员共同生产经营；离开了称之为大队或小队的 集体，个人或家庭也很难生存。农民要迁移流动，必须得到批准，否则就会被作为“盲流人员”而受 到严厉制裁。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除了那些出于政治目的的社会运动之外，中国社会应该是高 度稳定的，并产生了一个迄今还为不少人所称道的效果，即几乎完全消除了世界各国都颇为头疼的 城市病。计戈Ⅱ经济时期，中国的城市里没有贫民窟，没有交通堵塞，没有卖淫吸毒，社会治安也很 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分别实现了以“吃大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