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空间和分形边界——藤本壮介与伊东丰雄的对谈(译文).docVIP

流动空间和分形边界——藤本壮介与伊东丰雄的对谈（译文） （Liquid Space and Fractal Boundary） 1.最近的作品 【藤本】上次的EL Croquis特辑收入了您自仙台媒体中心起的五年中的作品，这本新的特辑则介绍了又一个五年的作品，我有这样的印象，历经各种挑战和实验，您的建筑正在加速地扩展。您如何看待与紧接着媒体中心的情形相比较，过去几年里的变化？ 【伊东】当我回顾2005年以后的几年，可以看到日本的项目减少了，而海外的则增加了。如今我90%的项目在海外，因此这就是最大的变化。另外，当我去海外，我感觉在欧洲、美国和亚洲国家，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 加州大学伯克利艺术博物馆和太平洋电影档案馆是我在美国的唯一项目。美国的建筑设计给我的印象是商业化的，甚至连公共项目也是。但尽管这是一个公立大学的项目，但它的发展过程却和日本和欧洲的公共项目一样。 迄今为止，我在欧洲做过的作品都涉及以比日本强的社会维度来创建公共设施，给社会带来变化，在欧洲这是媒体、市政管理者和民众的共识。然而，在欧洲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因此可以以保持社会责任进行工作的地方也变得非常有限，甚至在欧洲。情形就像漂浮的岛，大部分陆地都被全球经济巨流湮没。 至于日本的情况，好像几乎没有陆地留下来，但在一些稀有的瞬间，工作（机会）会浮出浪尖。这是我的印象。 亚洲的情形又与日本不同。我参与了新加坡和台湾的项目。就台湾而言，仍然有过去时期（指日据时期——译注）遗留下来的日本特性，公共维度与民族主义混合在建筑中追求社会权力。因此我在那里做起来得心应手。在新加坡，你别无选择，只能在全球经济的潮流中工作。 不同的情形使我考虑在每种情形下所需要的策略和许多问题，我发现这些很有趣。这些情形和条件的差别可能与我的建筑的各种发展相交叠。 2.关于建筑的社会性和公共维度。 【藤本】回想起来，大约2005年过后不久我开始与您联系。与先前从杂志上得到的对您的印象相比，我注意到您谈到建筑的社会性和公共维度时的满腔热情的方式，以及在一个大会议厅里对广大公众做讲座时表现出的令人振奋，都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因此，我非常想问您，当您开始去海外时，您的关于建筑的社会性的概念是如何戏剧性地变化的？与以前的方式联系看的话它们又是如何变化的？ 【伊东】嗯，自从90年代起，确切地说是1988年，当我着手八代市立博物馆项目，我能够承接公共工程，但直到仙台媒体中心，我并不认为我能够领悟到公共设施所能达到的潜力。更具体点，八代市立博物馆以自身的价值受到评价，并有许多参观客，但作为博物馆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没有挑战博物馆类型学，也没有提出一种新的博物馆。没有，我提不出任何东西。90年代前5年也一样，但我始终感觉我应该能够在公共项目方面做得更多。日本的市政管理当局对那些将改变功能计划的提案还没有准备，因此情形变得有点悲观，因为把事情做得既好又干净似乎是唯一的办法。当然，那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因此我不能再为悲观的感觉埋单。但当我回头去看，确实是那样低沉。仙台媒体中心是个转机。把它实现给了我勇气：这个建筑给了我如今拥有的勇气。它曾得到那么多人的那么多的支持。在政府层面上最大的支持来自一位女士，她当时是负责这个项目的部门的头，最近她荣任市长。在仙台的例子里，这是个公开的竞标，因此我的提案很大胆，但一旦建造完成，它与使用者融为一体，似乎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因此我感觉很好很确信，事实上在日本还是有机会的。这样，我能够从海外的情形和仙台媒体中心的实施获得自信。 3.边界和序列 【藤本】最近我有幸去看了松本市民艺术馆，给我的印象与我从出版物上看到的非常不同，我是说，建筑的照片是建筑空间的表现，但迈进从入口开始的空间序列的实际体验，就好像城市本身的气氛以相当粗暴的方式汹涌而入：尺度、光的感觉……具有一种压倒性的力量。直到那时，我才了解那个空间的特质：强有力的个性，与城市相关联的野性的力量，并转而以其力量吸引、邀请人们进入。建筑不只对城市开放，更是城市的延续；它就是城市本身。同时它是一个既真实又独特的建筑空间。真正令人着迷的是，看到这样的建筑力量与为公民的使用的普通场所的公共特性之间的相容，以及这种品质如何使建筑能够成为城市的重要的一部分。 【伊东】在松本，进厅、舞台和观众厅的安排与大剧院的典型方式相反。因为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观众区。这个长路是重要的。我不想所有的事一下子都发生：没有余音回响地马上迈入街道，或者一到达就直接唐突地进入剧场。如何将长路变成美的空间是我的关切，在那方面我认为外墙扮演者最重要的角色。在竞标方案里，外墙是玻璃的，但我把它“关掉”了相当一部分，因为我想它会与周边环境冲突，也不会使室内空间变美。在这之前，我更偏爱开放的做法，或让外墙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