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新闻报道与名誉权保护的调和研究.docVIP

媒体新闻报道与名誉权保护的调和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和趋势 大陆法系理论肯定媒体新闻报道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其与名誉权受宪法保障的权利区和Hager1996），强调在个案中通过利益权衡以及比例原则来决定损害名誉的媒体言论是否构成侵权（施瓦布2006）。日本在战后采用的是媒体新闻的真实性（限于公益事项）与相当性法理，理论上着重对案例的梳理与分析，最近开始讨论网络中的名誉权毁损问题（五十岚清2009）。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一再强调媒体新闻自由对名誉权的优越价值，但学者认为两者具有平等价值，并主张通过故意过失与违法性这两个要件予以调和（王泽鉴2009）。 在英美法系上，美国依据新闻自由的自治理论实恶意将适用范围政府官员扩大到Daniel J. Solove2003)。但是，此种法也受到了学者的批评(David A.Anderson1992)。英国诽谤评论作为抗辩理由Marlene Arnold Nicholson2000）。 概言之，对于媒体新闻报道与名誉权之间的冲突，国外研究通常强调两者的基本权地位，而对于两者的美国给予的最高，欧陆次之，英国最低。1986年之后，名誉权案件逐渐增多。理论界与司法界认识到，名誉权保护与新闻自由存在冲突，焦点是如何划分正当舆论监督与名誉权保护的界限（王利明,杨立新1995）。 2.争鸣。针对典型案例，苏力认为，当名誉权与媒体的新闻自由冲突时，法律应优先保护新闻自由（1996）1997）；也有学者主张为保障正当舆论监督，公民负有忍受轻微损害的义务（王利明2005），还有学者坚持名誉权优先及公共利益优先原则（郭明瑞2006）；还有学者从抗辩事由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新闻活动所产生的信息具有可靠来源和新闻价值，就不构成名誉权侵权（郭卫华2002）。 3.深化。近年来，新闻学界（魏永征2007）与法学界（杨立新2008）均有学者大力主张在立法层面上规定新闻媒体侵权责任及抗辩事由，以划清媒体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保护之间的界限；在制度层面上，学界研究已突破从抽象价值角度调和新闻自由与名誉权的做法,注重从个案中发掘调适二者的机制,以此来发展法律规则。如方流芳对上市公司名誉权案（2003）、王军对范志毅案（2005）、梁治平对宣科案（2006）以及汪庆华对陈永贵案（2008）的研究。还有学者从比较法的角度，主张借鉴美国的“真实恶意”规则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予以限制（张洪波2006），或者借鉴英国法上诽谤之诉的构成要件（王军2008），或者借鉴“公正评论规则”作为抗辩事由（胡弘弘2009）。 我国目前理论研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研究偏重价值层面，具体制度上有所欠缺。对于媒体舆论监督与名誉权保护之间的冲突，许多学者倾向从利益衡量、价值选择及宪法规范层面思考，这虽然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两者的冲突，但其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而且缺乏具体规范支持； 2.研究路径不足。学界往往从制度设计层面对媒体舆论监督与名誉权保护之间的冲突展开研究，偏重于立法论，试图在侵权责任法上专门确立媒体侵权责任制度，较少运用解释论对现行规范和审判实践多年积累的判决予以分析评价。 (三)研究意义 1.媒体新闻报道与名誉权保护的调和，既关系民意表达与舆论监督，又涉及人的尊严与人格的自由发展，在法律框架内寻求调和两者的机制，深具理论价值； 2.媒体新闻报道与名誉权的冲突是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切的问题，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两者之间呈现更大的张力。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既积极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又有效保障公民及法人的名誉权，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3.长期以来，我国既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制大众传播行为，也缺乏宪法诉讼保障新闻自由，因而在新闻媒体的主体地位、权利保护及侵权责任认定等方面存在立法缺陷。为划清媒体正当行使权利和媒体侵权的界限，运用侵权法来弥补新闻法制不健全的不足，协调媒体新闻报道和名誉权保护之间的冲突，是我国司法实践的一个创造。从侵权法的角度分析评价实证法以及相关法院判决中包含的裁判准则，则是法学的重要任务。 (一)研究目标 1.界定媒体新闻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媒体新闻报道与名誉权保护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属于新闻媒体侵权的范围，是侵权责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适用侵权法规范，认定具有违法性的侵害他人名誉权的大众传播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进而划清正当行使表达自由进行新闻批评的权利与侵权行为的界限，使司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变成法律制度，取得新闻法所要达到的法律调整目标。 2.明晰媒体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构成及抗辩事由。媒体新闻报道自由与名誉权均属基本权利，并无优劣之分。在现实背景之下，强调法官依据宪法的客观价值秩序，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与价值选择，易造成司法的恣意。相反，依赖侵权责任法的规范路径，明晰新闻媒体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构成与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