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不为母亲的权利及其他——司法视野中的「罗伊诉韦德案」.docVIP

司法判例 | 捍卫不为母亲的权利及其他——司法视野中的「罗伊诉韦德案」 在《联邦论》第78篇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写道，联邦法官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和权力，必须有权审查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他同时描述了自己对这项令人敬畏的权力的认识。汉密尔顿写道，司法，从其功能的本质而言，永远是政府「最不危险」的分支，因为法官既不掌握枪杆子，也不控制钱袋子；最终，他们都必须依靠政治分支使判决落到实处。接下来，我会向大家解释，为什么法官应当努力说服人们，而不是以教皇的口吻下指示，为什么要用「适度且克制」的音量同其他政府分支、州政府，甚至自己的同事对话…… 接下来，我会重点阐述，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法官是与其他方面相互依存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并不刚愎自用地确定法律原则，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他们参与同政府其他分支的对话，参与同人民的对话。「法官在造法，也必须造法，」霍姆斯大法官「毫不犹豫地这样认为」。但是，他同时提醒道，「法官只能在法律的夹缝中造法；对他们造法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可以说是一种武装到牙齿的限制」。对我而言，宪法审判和普通法审判大部分恰似测量行为。经验告诉我们，过于迅速形成的教义体系很可能是靠不住的。近几十年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72年的「罗伊诉韦德案」。女性终于享有了堕胎权 「罗伊诉韦德案」以7票对2票的结果，宣布德州刑事堕胎法因限制了女性的自主权，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德州相关法律规定，「除非是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否则孕妇的堕胎行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最高法院在「罗伊案」的判决中更进一步制定了关于堕胎问题的规则，以致每个州的相关法律均被判定无效。然而，在1992年「计划生育协会案」判决中，3位大法官认可了对于堕胎的几项宪法性限制，如果要严格遵循「罗伊案」先例的话这几项限制是无法被保留下来的。尽管那些大法官并没有密切关注女性在无法克服这些限制的情况下所面临的困境，他们仍在最高法院对于堕胎的意见中增加了有力的一点——他们承认女性「控制自己的生育的能力」与「平等参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罗伊案」判决确认了孕妇在医师的科学判断下的堕胎权，而与之相伴的有关女性应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等理念，在「罗伊案」判决中并没有突出体现。「罗伊案」判决如果能做到两点，一是更准确地对准女性在这种情况下所享有的平等权的尺度，二是在当时别超出20世纪70年代最高法院对所受理的有关性别分类案件作出的判决模式，也许「罗伊案」就不会像当时那样成为风暴中心。 事实上，「罗伊案」是以一种非常特定的方式作出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在其大事记中找了一个案件作为桥梁，将生育选择权与女性基于性别而遭受的不利待遇联系起来。这个案件就是「斯特拉克诉国防部长案」；该案中，一名空军上尉在越南战争期间被要求退役。第一例性别歧视规定违宪案 苏珊·斯特拉克上尉是一名职业军官。据她的上司评价，作为一名管理者和护士，她的表现堪称典范。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初，苏珊没有沾染上当时令许多军人上瘾的毒品和酒精，但她在驻越南期间却怀孕了。苏珊的宗教信仰禁止堕胎。当时她承诺把自己的正常假期累积在一起用于分娩，事实证明，她确实这样做了。同时，她声明一旦孩子出生就把孩子送养，事实证明，她也确实这样做了。 「斯特拉克上尉案」有两个特点是尤其值得注意的。第一，她所挑战的规则非常明确，在时间上也具有代表性。该条款规定：「当医师确诊女性军官怀孕时，该名女性军官将在最短时间内退役。」斯特拉克上尉辩称，她所面临的这种违背其个人意愿的退役要求，限制了她的自主权，损害了她的尊严；尽管如此，她主要辩称的是致使其退役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侵犯了她应享受的法律的平等保护。她认为，空军方面对于为人父的男性军官和为人母的女性军官有极不公平的区别对待，男性军官成为父亲后可以继续留在军队，而女性军官却只能在中止妊娠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她们的军旅生涯。她的请求在下级法院没有获得支持，但1972年10月24日，就在「罗伊案」作出判决前不到3个月，最高法院受理了她的上诉。 在那个节骨眼上，空军认为与其打官司，不如变通一下。于是，1972年11月底，空军特别授权斯特拉克上尉可不受特定条款约束，并允许她继续在空军服役。随后，首席政府律师认定该案无需判决。 如果看到最高法院满满当当的案件排期表，很难说大法官们曾在「斯特拉克案」上花费了更多精力进行深入研究。尽管如此，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队伍里有女性法官的一席之地，是否可能使大法官们至少有了两种见解，也会用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反思呢？第一，如果连军队，一个政策不为普罗大众所知晓的机构，都为堕胎提供设施，像「罗伊案」那么措词强硬的判决又是否必要呢？第二，面对着斯特拉克上尉的被迫退役，最高法院是否有可能理解了一个论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