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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事证人权利保障的若干思考 　　摘要：本文针对我国刑事证人的权利保障问题，从现阶段我国刑事证人权利保护制度现状及缺陷出发，简要阐述了刑事诉讼证人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并从证人权利保障制度主客体范围的拓展、专门证人保护机构的设置等四方面具体探讨了笔者关于完善刑事证人权利保障机制的构想。 　　关键词：刑事证人权利保障刑事诉讼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法》第42条明文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尽管科技的进步使刑事证明方法逐步向“物证”证明倾斜，但刑事证人对案情的知悉存在不可替代性，对于刑事案件事实的正确及时地查明以及认定仍具重要意义。但相关实证数据表明，目前刑事证人出庭率普遍低于10%，而全国每年对证人、举报人的恶性报复案件已逐年上升至1200起，现有刑事诉讼法关于保护证人的救济性规定面临极为严重的司法实践困境。基于此，如何扭转刑事证人的“边缘人”地位，落实刑事证人法律保障尤其是人身安全保障，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研究及现实意义。 　　一、我国刑事证人权利保护制度现状及缺陷 　　证人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参与者，针对证人的交叉询问是案件事实判定的重要依据。而现阶段我国刑事证人证人出庭率低，随意性大，直接影响到我国庭审制度改革的力度及成效。存在此种现象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如家族社会形态使证人受到人情世故的干扰，公民普遍存在对熟人社会的依恋情感，公民隐私保护等；而法律文化传统对证人权利的忽视更是影响刑事证人作证的主要消极因素。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仍未制定专门的证人保护法，仅在相关刑事法律中存在一些证人保护条款，如《刑法》第307条(妨害作证罪)、第308条(打击报复证人罪)；《刑事诉讼法》第49条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O条等。 　　纵观以上法律条文，在证人权利保护上均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法律规定主要为针对恶性报复案件的惩罚性规定，侧重事后救济，缺乏预防性保护措施；二是相关规定缺乏明晰的权利保护申请程序性规定，责任主体及追究机制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三是尚未出台对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与由此引发报复的国家赔偿规定。 　　二、刑事诉讼证人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 　　加强证人权利保护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推进诉讼民主及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为适应对抗式审判模式的贯彻需要，深入探究其价值基础与法理理念已成为科学构建证人权利保护机制的重要前提。 　　其一，刑事证人权利保障应属其履行作证义务的逻辑结果，符合宪法第33条所体现的权利与义务一致性原则。刑事证人多与案件并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具有强制性特征。但刑事证人若因此面临现实危险，生命权、财产权等可能会遭受侵害的，国家有义务对危害加以排除，这是对法律“权利”本位特征的基本尊重。其二，贯彻现代人权保障理念的要求。证人是享有基本人权的自然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诉讼人权保障同样适用于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护，这也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思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具体应用与延伸。其三，保障被告人质证权、促进程序公正的需要。质证权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依据程序法获取的最根本权利，而该权利依赖于证人在案件审判时出庭作证，接受交叉询问，立法加强对证人及其亲属合法权利的保障力度，有助于更有地推动刑事诉讼程序实现公正性。 　　三、关于完善刑事证人权利保障机制的构想 　　综上所述，刑事证人在法庭质证、认证环节中的严重缺位，致使法院裁判认定的事实更多地依赖于物证，当庭调查、质证及辩论难以作为法院裁判的主要根据，刑事诉讼结构出现扭曲，与程序正义理念相悖，甚至可能造成实体上的误判。因此，明晰刑事证人诉讼主体地位，尊重证人人格尊严，应是构建并完善刑事证人权利保障机制的首要问题。 　　（一）证人权利保障制度主客体范围的拓展 　　首先，刑事证人保护对象应扩展至证人亲属及与其存在密切利害关系的人。从比较法角度来看，我国《刑法》第307、308条中的证人保护对象仅限于证人本身，明显不及西方国家保护主体范围宽泛。而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以及权利义务的对等原则，扩大证人保护主体范围应是设置证人权利保障制度所应考虑的重要问题。根据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现状，证人及其近亲属或与其存在密切利害关系的自然人都应纳入证人主体保护范围，而检举、告发者在案件侦查中如确实存在保护必要，也应享有同等保护权利。 　　其次，应考虑将证人财产权保护纳入证人权利保障的客体范畴。借鉴国外证人经济补偿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本质上属于公诉机关对严重违反或破坏社会秩序的被告人所发起的追诉行为，与刑事证人个人利益并不存在直接冲突，因此，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应含以下内容：一是刑事证人应成为作证经济补偿主体，由国家负担该项支出，法院进行具体实务操作；二是证人作证经济补偿范围及标准应参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