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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的限度与重建中国解释学 ——以徐复观为例 刘毅青 作者简介：刘毅青，男，1971年生于江西瑞昌，广东惠州学院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诗学的教学和研究。1999年江西师范大学获文艺学硕士，2006年浙江大学获文学博士。曾师从陈良运、王元骧教授，具有较好的中国诗学理论功底，对文艺基础理论和西方美学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2007年5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与著名美学家朱立元教授合作研究课题《中国美学的多重建构——以海外中国美学研究为对象》。先后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论文观点为同行引用。 内容提要：徐复观通过自己的中国思想史解释实践提出了以知人论世为基础的“追体验”的解释学方法，“追体验”要求解释者返回自我的精神，用自身的体验直接验证古代圣贤的精神境界，从而“追体验”的解释过程也就是一个心向伟大思想家、艺术家精神境界的工夫修养过程。“追体验”是一种以人格为基础的解释学，它与西方解释学重视文本，强调“解释学的循环”，提出“前理解”的不可避免有着根本的不同。而这种解释学方法的不同来自于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差异，简言之即“道”与“逻各斯”，“人文逻辑”与“形式逻辑”的不同。 关键词：解释学 追体验 解释学循环 人文逻辑 形式逻辑 在新儒家的学者里面，唯有徐复观以思想史的研究成名，他确乎是一个逆时代学术潮流而上的人，有着学术的独创精神，但这种独创来自他对古典的深入理解。他以为，对古代思想史的理解就是对古代思想的解释，并由此面对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古代思想。他十分重视中国古代思想的特殊性——不能用西方哲学的逻辑思辨进行体系的建构，对中国思想的形而上学建构只能使我们离古代思想越来越远，建构的体系越完善，离古代思想的本来的意思就越远。 徐复观坚持以知人论世为基础的“追体验”解释学方法，这种解释方法强调我们必须用古代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这也与深受西方当代解释学影响的当代中国解释学所采用的方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中国当代解释学中最受重视的莫过于伽达默尔和保罗·利科，他们的解释学以语言文本的理解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的解释学理论试图跨越阅读与误读的界限，指出了误读的不可避免性，提出了“前理解”与“视野融合”、“解释学的循环”等解释学理论作为补充。而徐复观在“人文逻辑”的基础上运用的“追体验”对中国古代思想与艺术的解释学实践却对西方解释学在中国思想解释中的价值提出了怀疑。徐复观的思想史的解释实践也建立在古代思想文本并非总是只有表面意义的原则之上，他反对解释者游离于任何限制之外，认为文本可以随意的涂抹上解释者的主观色彩。徐复观认识到在文本的客观性与理解的主观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但他认为：我们必须通过“追体验”的方式理解古代思想的本来面目，他坚持古代思想的原意应该是支配我们理解古代思想的基本原则。 一 牟宗三曾经说徐复观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人，徐复观之所以在知命之年脱离政治转而从事学术研究，也是来自他的强烈的现实感。他的现实感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家所遭受的苦难，文化遭受的危机。他后半生的学术生命可以说完全是来自前半生由时代的感愤激荡而成的，徐复观面对的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重建的问题。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什么异变呢？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而且其核心价值观念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步冲击。他说：“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完全面临着亘古未有的新情势。在当时，传统文化，对此一新情势，是表示无能为力，欲求自救，势必另辟新途”。①民族文化的危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如何应对这些危机成为新儒家的学者们始终忧虑的问题。在很多西化派看来，弘扬和推动中国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一种保守和落后于时代，逆潮流而动的行为。为此新儒家提出必须要重建传统文化，以应对来自西方和现代的双重挑战。在徐复观看来，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这是任何一个民族进行重建的文化基础和力量源泉，中国在近百年所遭受的痛苦与磨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文化本身所造成的，或者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这是任何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们进行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前提，反思与批判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对徐复观而言，重新的反思文化就要对整个的文化进行思想史的清理，对整个中华文化进行重新诠释。 可以说，在新儒家或者说在整个上世纪的中国学者身上，包括徐复观，都有着这种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他们身处于中西文化的冲突当中，希望通过对西学的引进来达到对中国传统的重建。一方面，我们的问题意识是由西方的文化冲击而来。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方法实际构成传统的学术门类划分，明显缺乏科学性，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人文发展的实际，中国现代的学术系统是参照西方的现代学术规范而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