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警司警诫令青少年跟进服务之发展.docVIP

闡釋警司警誡令青少年跟進服務之發展* 倪錫欽 警司警誡令與社工的支援 香港警隊自1963年起已獲授權運用「警司警誡令」去處理一些犯了輕微罪行的青少年（香港政府：1997；；；Lo et al.： 1997； （一）法網擴張（Net-widening） 警司警誡令青少年跟進服務的原意是對觸犯輕微罪行的青少年，利用疏導方法（diversion），criminal career），不必要地加深犯罪知識和技巧。犯事青少年被警誡釋放後，可以透過社區內之社會服務機構，獲得社工的跟進輔導，有助他們改過自新。然而，這類服務在運作時，卻可能出現相反的效果。 在英美等國家，當警司警誡令推行了一段日子後，不少學者均指出這種措施反而有可能令法網擴張──即將一些並無犯事，或證據不足，本應無條件釋放的青少年當作罪犯，以警司警誡處理，從而留有被警誡的紀錄，最終擴大了司法人員介入青少年日常生活的程度（Pitts：1996， Cambell：1997）。在香港，警方雖然對警誡及處理青少年犯事者有一定的指引，但有研究指出，一些警務人員在運作上違反了規定及制度的精神（香港青年協會：1993，1996Rutherford：1992； Gray1998）。Nellis：1991）。雖然本地的研究曾指出此類跟進服務能對遇到困難及易受不良影響的青少年帶來幫助（Lo et al.：1997），我們仍須對上述的反效果有所警覺。 （二）青少年和家長的抗拒 目前的警司警誡令青少年跟進服務是以自願形式進行，即警務人員在徵得被警誡青少年的家長同意後，才將個案轉介給社區內的社會服務機構跟進。然而，在實際運作時，社工發現青少年和家長往往對跟進服務有所抗拒。除敷衍地參加活動和接受輔導外，青少年和家長的抗拒還包括經常失約、出席但不合作、把家中電話號碼更改以至社工未能聯絡、或在簽同意書後拒絕接受服務等。由於這項服務強調自願參與，假如青少年和家長堅拒接受服務，社工亦不會強迫他們接受。遇到這些情況，社工唯有將有關情況知會轉介的警區，作為交待（鄧良順：1998）。 青少年和家長的抗拒行為其實並不難理解，由於服務對象是經由警務人員轉介，有些青少年和家長會懷疑社工是與警方有密切關係。此外，部份警務人員在介紹跟進服務時，會有意無意間強調青少年的犯罪身分，這樣無疑會令青少年和家長感受到被標籤，以致他們對跟進服務的感受不太好。猶幸負責的社工能作出多番澄清，強調跟進服務與警方是沒有直接關係，而在提供輔導和策劃活動時，亦側重關心青少年的個人成長和擴闊其視野及人生觀，以致能逐漸消除青少年和家長的疑慮，從而增強他們對接受服務的動機（翁建林：1998；；；Lee1998）。例如不同的警司在執行警誡時的方法差異很大，詳細些的，會花十五至二十分鐘詢問犯事原因，並且警告以後不可再犯及再犯的後果等，但亦有些只花數分鐘，說幾句說話便算。更值得關注的，是從被捕至警誡的過程中，警務人員對青少年和家長的社會心理特點欠缺了解，以致他們飽受精神上的煎熬，甚至受到白眼、呼喝及其他不禮貌對待。英國學者Lee（1998）以「羞辱儀式」（degradation ceremony）形容青少年和家長的經歷──青少年感到警司警誡是一種懲罰而非協助，家長感到被質疑甚至被否定自己照顧子女的能力。警誡過程中的不愉快經歷很多時引致青少年和家長對提供服務的社工有所反感、抗拒，增加了跟進工作之困難度。警司警誡的執行和跟進服務的轉介程序因此很值得我們關心。 （三）有待鞏固的跨專業合作 警司警誡令青少年跟進服務的成效，往往取決於警方與社工這兩種不同專業是否能建立良好的伙伴關係。當中彼此間的溝通、信任和努力是發展相輔相成的青少年輔導服務之最重要元素。隨著警隊努力改善它在社會人士心目中的形象，及新一代受過更專業訓練的警務人員之出現，我們可以看見警方積極地在不同地區發展跨機構合作，而警司警誡令青少年跟進服務亦快速發展。另一方面，社工也能善用這個機會，將它轉化為支持青少年成長的另一股力量。然而，這項跨專業的合作仍有地方需進一步加強。 首先，不論是高層或前線警務人員，在工作一段日子後，很多時會被調往另一警區或部門工作。這對警方與社會服務機構的合作帶來不少衝擊，特別是當「有心有力」的高層警務人員作出調動，而新上任者又不把跨機構合作放於優先位置時，社工與警方之前建立的默契往往名存實亡，需要重新開始。 此外，不同的專業訓練背景亦為警務人員與社工之間的合作帶來一定困難。由於警隊訓練著重預防和偵查罪案，警務人員在與接受警誡的青少年接觸時，往往把他們當作「小霸王」，工作重點側重監管而非督導，態度亦過份講求服從紀律。部份警務人員甚至採用「驚嚇策略」（scare tactics），例如「唔好俾我知道你又衰?！」或「你邊度?？你大佬邊個？鬥乜你都唔夠我！」這些策略容或令青少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