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讽谕主题新探.docVIP

《长恨歌》讽谕主题新探 　　内容摘要：关于《长恨歌》主题归属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千三百余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辩中，被提出的观点和解读可谓汗牛充栋。其中“讽谕”主题说是较有影响力的观点之一，本文拟对“讽谕”说中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番深入的辨析和探讨，并依据历史记载以及新近发现的成果，从《长恨歌》文本入手，探索《长恨歌》的讽谕主题和情感意蕴。 　　关键词：长恨歌 白居易 讽谕说 　　面对《长恨歌》这样一首浅易晓畅的诗歌，大多数学者竟然感到困惑与棘手，这无疑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事实上，关于《长恨歌》主题归属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千三百余年，直至今日，我们仍然难以取得一种具有信服力的结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辩中，被提出的观点和解读可谓汗牛充栋，彼此鼎足自雄，并逐渐走向分歧与对立。据张中宇《研究》调查，在对《长恨歌》主题“竟为何物”的争论中，“讽谕”主题说是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此说又可以具体分为四大类： 　　1、暴露与批判说；2、惩戒说；3、政争说；4、解剖制度说。 　　除以上诸说之外，还有影响力相对较弱的模糊说、“风情”说、“婉讽”说等等，不一而足。本文拟对上述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番深入的辨析和探讨，并依据历史记载以及新近发现的成果，从《长恨歌》文本入手，探索《长恨歌》的讽谕主题和情感意蕴。 　　新时期对《长恨歌》主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47年陈寅恪发表的《笺证》一文。陈寅恪采用“诗史互证”中的“以史明诗”法，爬梳历史的相关资料，从三个方面来论证《长恨歌》的讽谕主题。其一，《长恨歌》与《长恨歌传》“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因此《歌》同《传》一样，是为讽谕目的而创作的。其二，白居易后来在新乐府诗《李夫人》《胡旋女》《上阳人》等作品中，都针对杨贵妃暗含讥讽之意，因此同为李杨题材的《长恨歌》也必定意存讽谕。其三，白居易在讨论自己的诗歌理论中，将诗歌“讽谕惩劝”的功能放在首要位置，故此可推论《长恨歌》也寄寓讽谕之意。 　　陈寅恪的这番论证是由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中的一段话引发出来的：“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陈寅恪据此引申，认为“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随即补充说明白居易与陈鸿在创作内容方面互有分工，“殊不知《长恨歌》本为当时小说文中之歌诗部分，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另外，陈寅恪还用旁征博引的方式来证明歌传互动生发配合之现象：“……元稹作《莺莺传》，李绅作《莺莺歌》；白行简作《李娃传》，元稹作《李娃行》；白行简作《崔徽传》，元稹作《崔徽歌》；此唐代小说体例之原则也。”这一论断一经提出，迅速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我们有必要对其结论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首先，作为陈寅恪的一个有力论点，“（《长恨歌》）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这个推论明显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疏漏――陈寅恪忽略了陈鸿《长恨歌传》中一个不起眼却十分明确的描述：“歌既成，使鸿传焉”。从创作时间上看，无疑是《长恨歌》在先，《长恨歌传》在后。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难道能够预知陈鸿会在《长恨歌传》中作出“史才议论”吗？而根据陈氏观点，《歌》为《传》之歌诗部分，后者为本体，前者为部分，且因《传》已存有“史才议论”，故“歌中自不涉及”――这明显是将《歌》与《传》的创作顺序前后倒置了。 　　如果说在中唐时期，这种合作产生的文体业已存在极为默契的分工传统：由一人专叙“燕昵之私”，另一人则负责“史才议论”，二人在分头创作时已经能够各司其职、心照不宣，则或许能够解释陈寅恪无视《歌》《传》创作顺序的观点。然而，对于这种创作传统的历史记载，至今仍付之阙如。从陈寅恪所引为论据的《莺莺传》《莺莺歌》，《李娃传》《李娃行》，《崔徽传》《崔徽歌》这些作品身上，似乎也无从考证出这种文学合作创作的方式。因此，陈寅恪的论证体系无法成立。 　　第二个能够证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并非“共同机构”的证据，是白、陈两位作者对于杨贵妃出身的截然相反的叙述。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注意到了这个颇为怪异的区别：“……歌和叙事文写作中的不同要求带来饶有趣味的分歧。比如说在诗中，当玄宗初见杨贵妃时，她还是处子，而叙事文则直陈她曾经是玄宗儿子的王妃。”倘若《歌》与《诗》当真是“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怎么会在如此重要的情节上迥乎不同呢？按照历史事实，杨贵妃本为唐玄宗之子――寿王的王妃，后被玄宗一眼相中，成为皇帝贵妃。《长恨歌》所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明显是有悖于史实的。 　　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