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金-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成因实证的分析.docVIP

陈光金：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收入不平等成因实证分析提要：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形成机制问题，已有研究大体形成两种归因模式，第一种模式主要甚至完全把这种不平等归因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第二种模式则主要甚至完全归因于非市场化机制。本文基于1989－2008年进行的8次全国性住户抽样调查数据，首先运用分组分解方法对这20年中的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成因进行实证分析，对根据学术界流行的几个主要论断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然后运用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分析方法，把通过半对数线性回归发现的对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有显著影响的主要变量纳入一个统一分解分析框架，估计出每一种变量的集中程度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对本文提出的一个综合性假设进行综合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成因是复杂的，市场化机制扮演着主要的角色，非市场的结构—制度因素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还有一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则具有混合性质。　　关键词：市场化机制；非市场化机制；混合机制；不平等指数；不平等分解　　一、文献回顾：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两种归因模式　　在现阶段，中国收入不平等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已经过高了。这种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注意。相关研究文献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但其寻找收入不平等形成机制的主要思路，总的来说都围绕一个焦点问题展开：考虑到30多年来中国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的最主要路径是引入市场化机制，从计划经济时代受到国家再分配权力调控的按劳分配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按要素分配，同时这一转变迄今尚未完成，因此，一个被不断追问的问题就是，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不断加剧是市场化分配机制的引入所造成的吗？如果粗略地把收入不平等的形成机制简化为市场化机制与非市场化机制两大类别，同时注意到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重新表述为：推动中国现阶段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机制还是非市场化机制？问题的这种提法意味着，我们并不把现阶段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成因完全地归结于其中某一类机制以致排除另一类机制的影响，只是期望在其中识别出起主要作用的机制。　　关于决定收入分配的所谓市场化机制，尽管似乎还没有哪个研究者给出一个完备而明了的界定，但综合已有的各种说法，可以这样来理解它的基本含义：一个社会中参与收入分配的人们依靠自身的能力、努力和要素投入获取收入的过程；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往往还反映着市场体制下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的影响（库兹涅茨，1996/1989）。反之，如果人们的收入获得所依凭的不是这样一种机制，那就是依凭所谓非市场化机制了。组成非市场化机制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在当代社会，大致包括诸如税收和再分配、权力、行业垄断、特定社会结构（尤其是附着于某种具有强制性和歧视性的制度安排的社会结构），以及规范各种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博弈的特定制度安排等因素。按照这样的理解，先验地认定两类机制中的任何一类机制整体上具有扩大或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要冒很大的误读现实的风险，因为每一类机制所包含的各种因素中，都会有一些因素倾向于扩大不平等，一些因素倾向于缩小不平等，还有一些因素的作用则不确定，取决于其他条件的影响及其性质，因而需要根据经验材料加以具体研究（参见库兹涅茨，1996/1989）。　　从现有关于改革以来中国收入不平等形成机制的研究文献看，上述风险是存在的。这些文献所持有的观点基本上介于两种归因模式之间，并且有分别向其中一种模式靠拢的趋势。第一种模式主要甚至完全把中国收入不平等归因于市场化机制，认为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收入分配中引入市场化机制，必然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胡代光，2004；杨圣明，2005；傅玲、刘桂斌，2008；徐现祥、王海港，2008；张奎、王祖祥，2009）。第二种模式则主要甚至完全归因于非市场机制，尤其是权力因素和社会结构因素，认为市场化机制应当是一种缩小不平等的机制，或者说即使在一个时期内市场化机制扩大了不平等，那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而是正当合法的，并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缩小收入不平等（林幼平、张澍，2001；陈志武，2006；李实、罗楚亮，2007a ；何伟，2006）。　　与属于第二种归因模式的相关研究相比，第一种归因模式的相关研究显得实证性不足。大多数这类研究满足于某种抽象的论断，然后罗列一些现象来为这种推断提供“经验”支持。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运用了实证方法来探究市场化机制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具体表现。周业安（2004）认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必然带来不平等，因为城镇和农村都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不过，周业安似乎并未直接指斥市场化机制导致的不平等，因为他强调，如果说这种不平等中蕴含着不公平，那也是各项相关制度不完善的结果。另外，江苏省统计局在一项经验研究中发现，江苏省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