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的公共生活：从责任建构民主.doc

有机的公共生活：从责任建构民主 林尚立 【论文提要】?现代民主的产生以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为前提，但其成长却有赖于两者之间的协调、平衡或合作。公共生活由此产生。所以，民主的成长，不仅需要制度建构，而且需要公共生活的建构。不同的民主形态形成不同的公共生活，可将其概括为三种：组织化的公共生活、私域性的公共生活和有机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的每一次演进，都意味着民主体系的成长。战后，人类民主发展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有机的公共生活。有机的公共生活是社会与国家有机互动，共同创造的，而国家与社会恪守各自权利所形成的责任要求，是这种公共生活的基础。这体现了民主生活的另一种建构形式，即从责任建构民主。 关键词：公共生活 责任 民主 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生活，参与其中的要素是多元的，而不同要素，都力图通过民主实现自身的价值：个体为自由、平等而民主；各类社会团体为所代表的利益而民主；国家为合法性而民主。从古至今，民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之中所出现的差异，首先体现为民主出发点的差异，即民主为谁，又为了什么；其次体现为制度安排上的差异。托克维尔十分赞赏美国的民主，但是他也明确表示：“我也决不认为，美国人发现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唯一形式。” 不同社会的民主，在价值形态、制度形态以及生活形态必然不同，但其成长所必备的条件却是共同的。 各国进行民主建设，必须致力于民主成长的必备条件，不能偏废。相对来说，建民主制度容易，而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难，因为，这需要必备条件的健全。 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民主的必备条件就是公民的参与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公共生活。不论什么形态的民主，公共生活都是民主得以确立和运行的重要社会基础，所不同的是这种公共生活的形成条件、内在结构、运行方式。在民主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公共生活的健全是民主得以健康成长的关键。为此，本文将在权利、责任与国家所建构的逻辑框架下，分析公共生活对现代民主成长的意义。 公共生活：现代民主成长基础 关于现代民主，西方学者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分离，是现代民主的条件。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指出：“划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必然是民主生活的核心特征”。美国学者约翰·基恩在分析美国的费城模式民主时，也表达了完全一致的观点：“我的一个尝试性的结论是，要促成个人与团体真正丰富的多元性，使他们能够公开表达对他人的理想和生活方式的支持或者异议，那么，市民社会和国家机构分离，由公众对各个领域的权力进行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 这个共识符合现代民主诞生和成长的基本逻辑。在西方政治文明发展史中，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有历史关联性，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民主。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认为是同名不同系。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的差异，不是制度设计的结果，而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果，具体来说，就是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程度差异带来的。这种自我解放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人日益从国家权力的控制中获得独立，成为自由的社会主体，而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历史过程，正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并不断获得自主发展的过程。所以，萨托利认为，现代民主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其起点不是城邦（国家），而是公民，国家源于公民，是“以不同政见和多样化为基础”的，“是我们而不是希腊人发现了如何在concordiadiscors（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政治制度”。 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作为现代民主成长的前提，实际上也就等于把以个体自由为核心价值的个人主义作为现代民主成长的前提。对于这种个人主义，马克思给与了肯定，因为，其本质是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一个重要历史成就，马克思视其为人类的政治解放：“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现代的民主国家，正是在这种具有独立社会基础的公民基础确立起来的。马克思说：“这种人，市民社会的成员，就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国家通过人权承认的正是这样的人。” 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市民社会分解为独立的个人，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政治逻辑，确立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服务于独立的社会与个人的政治逻辑。现代民主制度基于这样的政治逻辑基础而形成，其本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产物”。 现代民主成长的政治逻辑，决定了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逻辑起点是自由的个人，或者说是个体的权利。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的相互适应”，“政治国家就是国家制度”，而这种“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所以，“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点就是这样。” 从马克思的政治逻辑来看，这里的“人”具有双重含义：一是现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