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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中的地位 摘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音乐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纵观历史，少数民族音乐早在夏朝就与中原音乐相互交流,，并呈于宫廷，成为中国音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历史、乐器、不可缺少 正文：查阅历史书籍，自《竹书纪年》记载：少康即位, 方夷来宾, 献其乐舞，史书所载，四夷舞或 四裔舞， 即周朝列入宫廷的周边少数民族乐舞。自周以降, 历代皇帝多沿袭周的传统设四夷乐部。汉代四夷乐在宫廷占有重要位置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东都赋》中记述当时荟萃洛阳表演的四夷舞有东夷的《矛舞》， 西夷的《羽舞》、西南夷的《戟舞》和北夷的《干舞》古代巴人歌舞，巴渝舞, 周初传入中原, 用作军队乐舞, 汉初流行日盛, 并入宫, 廷。刘邦“ 数观其舞, 后令乐工习之”。 西汉武帝以前, 我国宫廷乐队主要采用华夏古乐器, 随着与西域的沟通, 水陆“ 丝绸之路” 的开放, 促进了中原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 与中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乐器不断传入, 丰富了我国音乐文化特别是隋唐时期的九部乐、卜部乐中, 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西凉乐均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其中龟兹乐在少数民族音乐中最为杰出《大唐西域记》写道 “ 屈支国? ? 管弦乐伎, 特善诸国。” 隋唐时期龟兹乐不仅盛行长安, 唐开元间, 玄宗皇帝将龟兹乐赠给南诏。金城公主远嫁西藏时, 唐中宗赐以“ 锦增别数万, 杂技诸工悉从, 给龟兹乐。 公元561年, 周武帝时, 随突厥皇后来中原的音乐家苏抵婆, 其所传的“ 五旦七声”理论, 隋代音乐家郑译用其七调, 求合旧乐七音八十四调, 曾对中国音乐理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清代是以满族贵族为统治者的政权国家, 与唐代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国家统一, 社会安定, 经济繁荣， 与邻国友好相外, 交往频然。二、统治者重视利用音乐为祭祀、宴飨、朝会礼仪服务, 而且皇帝身体力行唐代有唐玄宗、唐太宗, 清代有康熙和他的孙子乾隆等人。唐太宗李世民重视音乐, 而且善于演奏被称为“ 八音之领袖” 的揭鼓（少数民族乐器）；当传教十将西洋乐器传入紫禁城时, 康熙皇帝非常喜欢, 并学习西洋乐理和乐器的演奏。乾隆皇帝还亲自建立了山14名太监为乐师的中国第一支西洋管弦乐队。隋唐有九部乐、卜部乐, 清代也有九部乐。《清史稿·卷一百一· 志七十六· 乐八》载“宴乐凡九：一曰队舞乐（又名“庆隆舞”），一曰瓦尔喀部乐（瓦尔喀部在今吉林省东部）, 一曰朝鲜乐, 一曰蒙古乐, 一曰回部乐, 一曰番了乐, 一曰廓尔喀部乐（即尼泊尔乐舞），一曰缅甸国乐, 一曰安南乐“ 队舞乐” 是清宫中最重要的乐舞, 列为宴乐之首, 清宫大宴必须先演“ 队舞乐” , 后演“ 四裔乐舞” 。从民族音乐发展的角度看, 统治者集少数民族乐舞和外国音乐于宫廷, 有利于民族音乐的保护、发展和国内外音乐文化的交流。 乐器是人们表达喜怒哀乐的工具。奏乐自娱是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的一部分。据统计, 我国共有民族乐器约700种,而少数民族乐器就有近500种。山于少数民族地处边远山区,过去交通闭塞,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他们创造、保存的大部分具有特色的乐器, 不见史籍记载, 自至本世纪，80年代才被记录成书。如壮族无按孔膜鸣乐器竹膜管、合欢箫, 基诺族的无按孔横吹边棱音气鸣乐器“ 尼贝” , 低族的独弦擦奏弦鸣乐器“ 适振” , 我国最早的击弦乐器之一的瑶族竹筒鼓, 哈尼等民族的无按孔簧管气鸣乐器“ 乌翁” , 首先发明栽种水稻的百越民族后裔一壮族, 从春稻谷具发展而成的击奏体鸣乐器“ 碧” , 低族用于祭祀、庆典、报警、歌舞的木鼓, 等, 这些乐器存在的价值远远超过乐器本身, 它们是研究我国乐器发展史的“ 活化石”。 从考古资料也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乐器具有悠久的历史。葫芦笙、铜鼓是源远流长盛传不衰的少数民族乐器。1957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的铜葫芦笙, 据测定属春秋晚期战国初期的遗物, 距今至少有2500年历史铜鼓, 是至今流传在我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和越南、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击奏体鸣乐器据学者研究, 出土于我国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万家坝的铜鼓, 是最原始的铜鼓, 它的创造者是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淮人经测定, 万家坝铜鼓制作于距今2600 年的春秋中上叶。关于铜鼓的研究, 己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广西花山崖壁画中的铜鼓乐舞图, 是我国这类题材中规模最大的崖壁画, 据学者研究推断, 该作品绘于两千多年以前。可见铜鼓在广西流传历史之久远和它在广西先民心目中的地位。 古代军旅中使用的号角, 简称角, 最早出自少数民族地区。东汉许慎《说文》“ 错羌人所吹角曰屠臀, 惊马也。从角, 嚼声。”《晋书》和唐代的《管弦记》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