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转型期的文学变革 中国当代文学新编课件.ppt

第十章 转型期的文学变革 中国新时期文化语境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语境的变化必然地刺激着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阶段性转型。从结构层面上说，处于新时期文化语境结构核心的仍然是政治话语，其与经济、思想、文化虽然维系着一种互动的张力关系，但决定整个文化语境的形态与性质的仍然是政治。而正是基于对新时期文化语境的此种认识，我们在考察中国新时期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关系时发现新时期文学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文学体制的转型与文学形态的变迁的多样与动态发展过程。 第一节 一体化文学机制的终结与多元文学格局的形成 一、一体化文学机制 1976年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是一种“一体化”文学格局，因为其文学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的各个环节均是高度组织化、一体化的。比如文学期刊与出版的行政化、级别化问题。不但所有文学期刊的运营范围都基本按照行政级别和地域分界划分，在“产品类型”上也有明确的分工，如中国作协除主办综合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外，还主办《诗刊》、《文艺报》、《译文》等专门性刊物。 出版方面也大致如此，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出版业便基本设定了中央、地方层层分级的出版格局，以“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对出版社进行级别与区域划分，并且在出书类型上也依据“各专一类”的原则让每个出版社对应于不同的相应图书类种。50年代起，逐步废除版税制，稿酬标准亦是一降再降，作品的发行量、印刷数、出版次数与作家及期刊出版机构的收益关系均不大），这一切都使得“文学市场”已悄然隐退。 最终，“文艺成为政治工具，党的机器中的螺丝钉”，一体化的文学机制必然产生一体化的文学生态模式。 二、第四次文代会 1979年11月1日召开第四次文代会，的确可以说是“当代文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总结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给党的文艺事业带来的损害”。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代替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第四次文代会是当代文学主流意识形态调整的一个标志。 1979年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首次明确提出了出版社的工作方针从“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转向“立足本省，面向全国”。 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中要求，除少数指导工作、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少数民族、外语等类别期刊外，其余一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88年又提出发行体制进入“三放一联”（放权给基层店、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与发行折扣、发展横向联合）的阶段。 1994年有关部门又提出了九五计划内要实现“阶段性转移”（即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特征的阶段向以高效优质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1997年，期刊业以“三刊工程”（即“百刊工程”、“社刊工程”、“署刊工程”）为主体的精品战略开始启动。 1997年3月10日颁布的《关于期刊业治理工作的通知》规定：除学报、学术类期刊外，其他期刊不足1000份的予以停办。 三、文学刊物多样化 1988年有关部门发布通知，允许文学期刊刊登广告 《人民文学》设立的“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大家》设立的“大家·红河文学奖” 《芳草》等网络小说月刊开始发行 第二节 从惯性写作到自觉写作：文学“本体”确立的艰难 新时期之初中国社会的共同的热情就是欢呼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是一个激情的时代，一方面是控诉罪恶，一方面是欢庆新生，个人的声音已经彻底溶入了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声道，全中国此时实际上也就剩下了一种声音。整个民族虽然告别了一个“旧时代”，但事实证明这种告别是很难的。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仍在过去那个时代的“惯性”轨道上向前滑行。 一、惯性写作 伤痕文学：作家的话语冲动和情绪冲动本质上并不是为“文学”而发，他们只是为了在时代的洪流中汇入自己的声音。“四人帮”长期剥夺了他们写作的权利，他们需要一个艺术的恢复时间，但他们又不愿意再次被时代遗忘，于是他们只能迫不及待地操持着过去时代的“语言”，以过去时代的“思维方式”对过去时代进行着激烈的批判，这既是一种文学惯性使然，又是作家们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伤痕文学”用它的“血和泪”唤回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本性，重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传统，并据此标示了与那个“旧时代”的真正决裂。 反思文学：其一，“反思文学”与政治思潮仍保持着高度同步性，它在文学领域完成的是和意识形态领域共同的政治主题。二，“反思文学”仍然没有进行必要的语言更迭。从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来看“反思文学”仍然在用过去时代的“武器”进行着对过去时代的批判和反思，因此，这也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特征的无法避免。其三，“反思文学”较“伤痕文学”而言，显示了文学由激情状态向理性状态的升华。 改革文学：从整体上说“改革文学”仍然是一种惯性的写作，其旧的文学思维惯性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二元对立的改革模式。其二，寻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