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文化与汉代经学.docVIP

鲁 文 化 与 汉 代 经 学 李俊岭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所，山东济南，250002） [摘要]儒学在汉代被定为官方学说，汉代经学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两汉今古文之争中，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古文经学与鲁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关键词]鲁文化 汉代经学 古文经学 先秦两汉是中华文明的创生、奠基、定型并走向强盛的时代，也是鲁文化相伴而行并做出重大贡献的时代。在这段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尤其是在历史巨变的重大转折关头，鲁文化充分发挥了率先腾飞，牵动全局的主导作用。 ，既包含求贤若渴的君人之度，实际也有以德求贤、以德与人的内涵。后来，在鲁国形成的崇尚德义、“其民有圣人之教化，……频洙泗，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都与周初尚德的社会特色有直接关系。 （3）重农。重视农桑生产，是鲁国自立国以来即确立的经济发展政策。周人的农业文化是相当发达的。由于鲁国地处的汶、泗流域，田野平阔，土壤肥沃，气候温度适宜，是理想的农耕文化的生长之地。鲁立国后，周人悠久的重农传统与鲁地适宜的发展农业的条件相结合，遂形成鲁国重农的发展经济的方针。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鲁国成为一个“宜五谷桑麻六畜”“、颇有桑麻之业”的较单一的农业国，虽然史籍中有其手工业亦较发达的记载，但其商品经济远较齐国为落后。 （4）上恩。即在用人上，将亲恩关系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而周公摄政，“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鲁国立国，亦完全实行周人的这一立国方针，这使鲁国政治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大大培植了宗法贵族势力，以致后来三桓势力强大，致“三分公室”的地步，大大削弱了鲁国的力量。这是鲁国始终未能成为强大之国且内乱倾轧不断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鲁在用人上因重亲恩，而使大量人才难以参政，造成鲁国政治家素质偏低。孔子摄相仅三月，孟子在鲁终无用场，终鲁国之世，没有出现类似管仲、晏婴、邹忌、田单那样的大政治家，也应该与这一用人之策关系极大。 总之，鲁在立国之初推行的治国之策和形成的文化特点可以概括为：治国重礼、富国重农、君人以德、用人以恩（亲）。这既形成鲁文化的特色，奠定了鲁文化在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又是鲁国后来国势日削，终未形成霸主之国的重要原因。 二． 汉初以儒学为核心的鲁文化升华为主流文化在汉初70余年的休养生息中，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了汉武帝，西汉王朝达到空前繁荣的阶段，社会呈现一片稳定升平、富庶发达的景象刘汉王朝文治武功、励精图治，建设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愿望与渴求，呼唤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坚强有力的统治理论。面对这种历史的转折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显然合不上拍、跟不上调，无法适应乃至根本不能担当重任。于是，儒学的优势便逐步显示出来，成为这种历史发展的首要选择。根据汉代社会的转变和需要总结秦亡教训将先秦儒学加工改造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经学，建构了一个庞杂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直接为最高统治者提供借鉴、指导和支撑。 “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是叔孙通在深谙儒术、儒生特点的基础上，对儒者、儒术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高度概括，这一观点无疑是政治思想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刘邦采纳了叔孙通的建议，叔孙通便召集了三十多名熟悉古代礼仪的儒生，及其百余名弟子，按他的设想进行演练。刘邦满意后，叔孙通又指导群臣进行演练。 汉七年（前200年）十月一日，在长乐宫举行了君臣朝拜皇帝的大典。大典完全按照叔孙通制定的朝仪进行，君臣的朝拜、敬酒都有严格的程序，无一人敢像以前那样喧哗失礼，上下尊卑之序得到了体现，刘邦身为皇帝的威严才真正建立起来，他满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大典之后，刘邦封叔孙通为太常，位列九卿，参与排练的朝仪的儒生及众弟子也都得到了赏赐。在这里，朝仪不但充分显示出礼对人的严格限制与强大的束缚力，而且表明了礼与法的关系极为密切，真是到了“出乎礼则入乎刑”的地步。叔孙通在刘邦需要树立皇帝权威的关键时刻，使文化素养较低的刘邦直观地感受到儒家礼制的独特功效，意识到儒生的用处，从而为儒家学术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因此，司马迁评论他说：“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为变，卒为汉家儒宗。” 陆贾说《诗》《书》 对于儒学与“天下”的关系，叔孙通曾做过这样的评价：“难于进取，可与守成”。对于儒学“难于进取”的一面，征战沙场半生的汉高祖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而对于儒学“可与守成”的一面，刘邦起初则有些不以为然，这与当时儒学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有关，也是因为他缺乏治国的经验。刘邦后来改变了对儒学的偏见，除了叔孙通的身体力行之外，陆贾也功不可没。 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初年政治家、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