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宪章-文学研究中的形式美学方法.docVIP

文学研究中的形式美学方法 南京大学 赵宪章 一、现状和任务 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形式研究的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包括下面四个主要领域：①文学语言研究；②文体研究；③叙事学研究；④形式理论研究。这几个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去年大家都在纪念“3、6、9”（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年，五四运动90年），我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特别是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如果让我写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的主要成绩，我就写上述四个方面。因为现在对三十年文艺理论的回顾，基本上是各唱各的调，不可能有统一的看法。这方面述评姑且听之就可以了，不要当真，因为“为当代修史”是很难的。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形式研究并不是我们文学研究的主流，主流仍然是传统的“思想史方法”（或称“主题学方法”）。特别是“文学被边缘化”的现实以及“文学终结论”的提出，更加引发了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整个文学研究的困惑与转向，这种困惑与转向就是“向外转”，包括文化研究在内，也是向外转的一个方面，还有思想史的研究。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一味“向外转”，它的弊端是显然的。 首先是文学理论批评的越位。我们的本位是“文学”理论批评，而很多打着文学旗号的研究实际上和文学没有什么关系了。其次是难以应对当下文学形式的剧变，特别是先锋文学。从19世纪末开始，就中国来说主要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创新首先表现为形式的创新，诸如小说不像小说，诗歌不像诗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固守思想史的方法，就很难对文学的新变做出有效的回应。第三个问题是导致文学理论批评本身的贫困。现在，我们面对气象万千的文学现象，除了“真实性”的老套话语以外，还能说些什么？判断一部作品好还是不好，首先想到的是真实，除此之外我们似乎就无话可说了，我们还能找到哪些话题作为我们谈论文学的理由呢？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一味“向外转”所造成的后果。因此，我们就应当设想另外一条路径，例如，能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向内转”？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当前文学被边缘化以及“文学终结论”的喧嚣，也可能由于另外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对于文学本身和文学本体没有研究透澈，才导致了“向外转”的状况；如果我们“向内转”，说不定也是一条道路。 我所说的“向内转”，就是转向文学的语言形式本身。不可否认，这样一条道路是相当困难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文以载道”的传统根深蒂固。“文以载道”的传统在文学研究中的表现就是“思想史”方法，文学研究的思想史方法就是把文学首先看作是思想的文献，判断文学的价值是以它的思想性、现实性等为首要、甚至唯一标准。这样一种思想史方法的基本特点是“超越形式直奔主题”。所谓“超越形式”，就是当我们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或者某种文学现象的时候，首先不是把它看做一种语言的形式，而是把它看作为一种思想的载体，从思想性来判断价值。这样一种方法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被俄国形式主义批判过，雅各布森把这样一种方法戏称为是“评论家满足于充任文学的‘警察’”，好像警察那样只关注那些像小偷的人。我们的文学研究就是这样，关注的兴奋点只是它的思想性，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次要的，于是导致文学的形式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长期被误解为内容的附属品。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对20世纪西方形式理论满足于走马观花。20世纪西方形式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已经三十年了，但是并没能真正化解和为我所用。尽管我们已经不像三十年前面对西方的文学理论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什么，现在已经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了，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目前仍然停留在“说别人头头是道，谈自己另有一套”的水平。第三个原因是缺乏形式研究的技能和耐心。形式研究和思想史方法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它是一种技能考量，不仅仅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思想观念。在这方面，我们是比较缺乏的。同时也缺乏形式批评的耐心。形式批评并不是看过一篇作品马上就可以写出一篇文章，而是要通过充分的学术调查，特别是要通过文本细读、文本调查，才能发表一些看法，这一点它和思想史方法很不相同。换句话说，文学形式研究是文学研究中的“细活”，没有思想史方法那样固定的套路。第四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长期以来对于“形式”概念的狭隘理解，仅限于“内容与形式”的语境谈论形式，从而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殊不知，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形式概念，已经超越了这一传统意义，是把形式作为蕴含着内容的形式。 关于形式概念，从古至今有着丰富的内涵，在此我们没有充分的时间展开，只能简单地回顾一下： 首先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出现了四种形式概念：数理形式（毕达哥拉斯学派）——理式（柏拉图）——质料与形式（亚里士多德）——合理与合式（贺拉斯）。其中，只有贺拉斯的“合理与合式”与我们现在常用的“内容与形式”二分法相似，其他三种都和“内容与形式”无关。其次是德国古典美学时期的形式概念：先验形式（康德）——内容与形式（黑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