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自由裁量分析报告.docVIP

社会实践报告 依《牛津法律大辞典》所谓自由裁量权，指（法官）酌情作出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权力或责任，使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是情势所需，有时则仅仅是在规定的限度内行使之。法官自由裁量权，亦称司法自由裁量权（当然，在我国，广义的司法自由裁量权的主体还包括检察机关），是指法官或者审判组织根据自己的认识、经验、态度、价值观以及对法律规范的理解而选择司法行为和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权力. 司法中的法官个性因素，即在司法过程中，法官自身所固有的一些参与到司法判决中来的非法律因素的总称，包括法官个人的政治信念、文化底蕴、道德修养、职业意识和职业信仰以及一些不确定的情感因素，如认知和情感等方面。法官具有普通人和法律人的双重身份，其个性因素对司法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除了法官的个人因素会影响法官自由裁量权外,社会方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当事人与法官的社会关系.人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案件未进门，双方都托人”.当人们陷于纠纷，官司缠身时，最先想到的是熟人关系，而不是法律—这向来就是中国人的思维定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在司法实践中，打官司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是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与审判员之间“关系”的较量.费孝通以“差序格局”概念分析了中国社会关系的特点;黄光国认为关系、人情和而子是理解中国人行为的关键.无论当事人与法官是一种正当或不正当的关系，反正这些人际关系对法官自由裁量权偏移的影响普遍存在，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而影响更为显著. 2.双方当事人的社会特征与社会差距.在法律上来谈当事人的社会特征和社会差距看似不合时宜—有违法治的精神.但是当事人的一些社会特征确实影响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所以还是有讨论的必要.在当今中国，阶层是存在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竞争的加剧，这种现象将会更加明显.法官在进行审判的时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着这些因素，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身名显赫，有权有势之人在很多方而会得到法官的偏心.而那些臭名昭著，穷困潦倒之人在法官的眼里天生就是“不顺眼”.也许法官并不想这么做，但是自己在行为时事实上这么做了.当然也许有的法官出于其他原因表现出相反的偏向. 上而只是考虑到一方当事人的因素，实际上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都在考虑双方的因素，也就是在考虑双方当事人的社会差距.差距越大，自由裁量权偏离的可能性越大，且偏向社会地位较高的一方;差距越小，自由裁量权的偏离越小，当然在这里是暂时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这些只是针对一般的情况而言的，其实例外也是有的.例如，法官对穷人、寡妇、失业、病残者等可能产生同情感，极有可能偏向他们.这一理论在国外被称做“可怜的原告理论”.在我国，有人认为这是法治与道德的冲突.还有的情况就是法官对那些比较富有，能承受败诉或赔偿的被告做出偏离他们的裁判.这在国外被称为“鼓钱包理论”.在法律上要完全消除当事人的社会特征和社会差距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制度设置上可以考虑尽可能地减少这些因素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影响. 依据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理论，法官不是神，而是一个人，拥有人所具有的复杂的复合性的灵性结构、文化心理结构，有其自我意识和个性化因素。我们应该重视法官灵性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和升华，重视法官自我意识、主体性意识的形成与发挥，让法官成为社会中的人，成为生活中的人，成为富有理性、德性、灵性的人，成为自律、节制的人，自觉地以理性引导个性因素，以理性规范、防范非理性因素，使自己的个性因素成为人生的驱动力，成为包括服从法律保护法律，维护公平实现正义在内的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的良性之动力。 法官个性因素对司法过程的影响是不可避免和不能忽略的。我们应当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借鉴和汲取英美国家的经验、成就和制度，从法官个性因素的基本结构及其对司法影响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明确法官与法律适用、与司法判决、与法律执行、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期能够从法官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心理素质等方面培养法官的个性因素，实现法官个性因素的控制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实现法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实现司法中形式合理性与实体合理性的统一，最终实现司法之公正目的。由此我觉得,在刑事案件判决中,法官的个人因素更为重要. 然而实践中存在着一些法官在适用刑事法律的过程中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 导致案件得不到公正处理的现象， 由此引起案件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不满 这些现象大致可分为四类: ( 1) 法官滥用刑事自由权， 导致无罪的公民被定罪和适用刑罚 如河北省的聂树斌案件,湖北省的佘祥林冤案等法官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必须有确实 充分的证据， 否则就有滥用自由裁量权之嫌 ( 2) 法官在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