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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构词论 构词（word formation），是组构语言中词的过程，用来组构词的方法也就叫做构词法（word formation）。广义的“构词”，是指构成语言中词的整个形式变化过程，包括通过词形变化表示语法关系的曲折构词和通过词形变化表示词汇关系的派生构词。狭义的“构词”，则只指通过词形变化表示词汇关系的派生构词，而把通过词形变化表示语法关系的曲折构词称为“构形”或“构形法”。 构形法，也叫做曲折变化法（inflexion）,是通过词形的改变来显示语言中词的语法意义的变化，主要是通过词的形态变化或添加词缀的方式来限定某一词形的语法功能，如英语中复数的词尾变化、格的变化、名词与动词同形而有重音变化等等。 古今汉语的构词法极少涉及词形的曲折变化，故本书所讨论的构词，主要是指派生构词法。派生构词法的“派生”（derivation）,实际上包含着词根的音变（mutation）和词根加词根（有时是词缀）的复合（compound）两大类型，词根的重叠（reduplication）实际上是复合的早期表现形式之一，也就是汉语派生构词的早期形式之一。 也有用“造词”和“造词法”来表述汉语的构词过程的，细究起来，造词是含有发生学意味的概念，是用一定的原料通过一定的方法创造某个原生词的过程，与派生构词总是以已然的词根为基础去派生和组构新词是不一样的。事实上，除了少数象声词可以追索其原本的造词意图外，绝大多数语言中的原生词的造词意图是绝源而无佐证的，或者说多数词是约定俗成的，所以我们不主张用“造词”这样的术语来讨论汉语的构词问题。前人用“造词”和“造词法”这样的术语来讨论汉语构词，其中极少涉及真正的原生造词问题，故可以视同于“构词”和“构词法”，在此一并交代，不再作个别说明。 从社会交际的角度看，世界是语言的世界，而语言是意义的世界，语言中的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篇章等都是语义的载体，而词是语义最基本最主要的载体。所以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是“词的语言”，词是决定着其他语言单位的中心语言单位，词“是语言的机构中某种中心的东西”。因此，如何构成足够使用而又适用的词来准确表示意义，是语言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解决、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的重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构词法的优化发展是一个语言走向成熟和趋于完善的必要条件，是很值得研究的。 一、汉语构词法的产生及其发展概况 我们的古人很早就涉及到汉语词构词表义方式的优化问题，最早是集中于“名-实”关系的讨论上。用今天语言学的眼光看，所谓“名”就是词形，所谓“实”就是词义，那么“正名”问题除了哲学内容外，主要是如何给需要表达的词义配备合适的词形，所以说本质上是个构词优化问题。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论及正名之事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首先自有其政治内容，而从语言层面看，涉及到词的名与实的关系，也就是词形与词义相符与否的问题，在如何构词以准确达意方面有所探讨。《公孙龙子·白马论》：“白马非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抛开其逻辑学上的诡辩论不说，从语言学角度看，“白马”与“马”是个体概念与类概念的关系，是带定语的偏正式名词与光杆名词的不同，也是双音节词与单音节词的不同，其中也含有构词法的内容。 总体看来，上古汉语词的词义表达是相当浑沦的，名与实（词形与词义）的对应往往不够明确，所以“正名”之事一度受到当时学者们相当程度上的重视，荀子是最突出的一个。 《荀子》有《正名》一篇，在政治上发挥孔子“正名”的思想，而在语言上注意尤多。荀子强调语言的作用，强调语言中的词有概括同类意义和区别非同类意义的特点，强调“名”与“实”也就是词形与词义的社会约定性。其中论及词义差别、词义分化的表达等问题，颇值得注意。如论“散名”云：“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性伤谓之病；节遇谓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这里的“散名”是指各具体事物的名称，也就是用来表示区别性词义的词形（在口语中是音节，在书面语中是字）。词义不断衍生和分化，就需要有不同的“散名”来表达。这一段文字中的14个有区别的词义是由一个源头衍生出来的，分化而构成14个词，形成一个语义场，场内又分为7对词，可以看作7个子语义场。各对词（子场）的意义都较为接近或相关，而用来表达的词形（散名）却不相同：“情-虑”、“事-行”、“病-命”是用不同的词形来表示；“知-智”是用音变分化的古今字来表示，“智”是“知”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