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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鹏同志与我的“第三种力量”研究 闻　黎　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闻一多传》和《闻一多年谱长编》相继出版，这项研究算是告一段落。在设计新的研究中心时，我打算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事实上在查阅闻一多资料期间，同时就收集了一些闻一多经历相仿的知识精英材料，当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即探讨这一群体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实践。于是，围绕这一想法，我开始设计新的课题，并准备向国家社科基金提出申请资助。在设计中，我又把研究对象扩大了一些，除了知识精英，一些具有现代民主观念和理想的中间党派、社会团体、自由主义分子，以及统治集团中某些具有民主意识的个体，也纳入我准备研究的对象。这样一来，课题标题就出现了问题，如何才能把设想的研究对象涵盖起来，让我感到棘手。在一次向张海鹏所长汇报研究室工作后，我道出了这一苦恼。我说，现在这一领域已有不少成果，但多数是民主党派史研究，且没有超脱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的框架，沿着这个理路走下去，更多的只能是前人研究成果的重复，很难有所创新。但是，用一个什么名词，既能把我想研究的对象容纳进来，又与现有概念有所区别。海鹏同志认真听了我的叙述，当即表示我准备进行的这一研究很有意义，并提出“第三种力量”这一新术语。海鹏同志的建议让我顿开茅塞，于是，我后来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就定为“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三种力量”。 海鹏同志不只关心这项课题的进行，还曾主动推荐过书稿的出版。那是1994年3月底的一天，海鹏同志告诉我，说台湾金禾出版事业公司的老板郭先生来信，表示愿意出版我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三种力量》。金禾出版公司是一家很小的出版社，郭先生过去从商，赚了些钱，想用这笔钱做些出版方面的事业，他不图利润，而且打算把已经赚到的钱全部赔完了事。郭先生来北京参加我们所举办的中日关系研讨会，会议期间请海鹏同志推荐出版书目，海鹏同志当时推荐了十来部书，郭先生选中了两部，除了我的这部外，还有陶文钊先生的《中日关系史》。 接着，海鹏同志给我看了郭老板的来信。信里提到报酬问题，说有两种方式，一是版税形式，为5％至8％；一是买断，每千字可5至6美元，但版权全部给他，包括改编成其他作品等。海鹏同志建议我接受版税方式，认为这样对方更乐意接受。当时，海鹏同志还说在合同中要写明在台湾出的是繁体字本，这样在大陆还也可出简体字本，互不影响。至于国内版，他提议向院里申请出版资助，并表示愿意帮助我。后来，我按照郭先生的要求，寄去了这部书的内容介绍，虽然此后没有下文，但海鹏同志对这项研究的支持，是令人难忘的。 1994年7月底，刘大年先生给章伯峰同志打电话，要他转告我到他家去一次。大年同志是中国史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虽然从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位置上退下来数年，但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是华北解放区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所，当年祖母带领全家到解放区后，就被安排在华北大学，他们有过接触。不过，我到近代史所后，还没有与大年同志有过科研工作上的联系，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要找我。我匆匆来到木樨大年同志家，才知道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他正与白介夫先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大年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时期的同学）主编一套“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这套书由多个专题组成，但领头的是一本综合性专著。领头的这本书，就是后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复兴枢纽》，当时第一稿已经写完，大年同志觉得某些章节不尽人意，找我的目的，就是想让我对承担书中的民主运动部分。这一部分的原稿是南京大学张宪文先生的几个博士研究生执笔的，大年同志说我可以重起炉灶。后来，大年同志看了我写的《闻一多传》，便把增加的抗战文学和艺术一章，也交给了我。当时，大年同志还找了杨奎松、马勇、王建朗参加重新撰写，为了保证进度，大年同志采取大兵团作战办法，把我们集中到怀柔县的市政府宽沟招待所，在国防大学何理、军事科学院罗焕章同志带领下，突击了几个月。海鹏同志跟随大年同志多年，大年同志撰写《中国近代史》，海鹏同志一直是他的助手，因为这层关系，海鹏同志也参加了《中国复兴枢纽》一书大纲设计和讨论。8月中旬，大年同志和白介夫同志在宽沟召集书稿研讨会，海鹏同志和我同住在西院的一间屋子，那晚，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由于我承担的部分利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三种力量”课题中的部分内容，所以我们的话题自然围绕我的课题。此后，我与海鹏同志的联系便渐渐多了起来。 我的研究完成于1996年，次年春办理结项手续，书面鉴定意见是张海鹏、耿云志、杨天石、蒋大椿、徐辉琪等先生担任的。他们都在肯定书稿的同时，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海鹏同志的鉴定书是这样写的： 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三种力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设计。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时期的两大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大局面下，所从事的国内政治斗争及其力量的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