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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从证据意识看刑事错案的成因 论文摘要 古今中外，刑事错案总是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动摇司法公正， 仅损害了司法权威，也影响了社会稳定。本文从司法人员的证据意识出发分析刑事错案的成 因。 论文关键词 错案 主观断案 口供至上 孤证定案 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一次错误的判决，有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是水 流，而错误的判决污染的却是水源。”近年来，刑事错案频频曝光，社会各界在痛心疾首之 时纷纷对此进行口诛笔伐，众所周知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杜培武案、呼格案、张氏叔侄 案等，无不掀起了舆论狂潮，给中国法治带来极大的讽刺。在刑事错案的种种起因中，司法 人员薄弱的证据意识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一、主观断案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诉讼制度、证据制度的基础性原则。“证据裁判原则，又称证据裁 判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指对于诉讼中事实的认定，应依据有关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 认定事实。”其在我国刑事法律文本中的直接规定体现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另外，1996年《刑事诉 讼法》第46条中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表述也被 认为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精神，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沿袭了这一规定。 对于司法人员和其他诉讼参与者来说，发现客观真实实际上是一个对案件事实作回溯证 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侦查人员、检察官、法官还是律师，都无法亲历案发过程， 这就决定了人们事实上难以确切地认识案件的客观真实，对案件的回溯证明只能依靠证据来 进行，换言之，证据应当是司法人员 （尤其是法官）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唯一媒介，也是对犯 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唯一凭据。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必须从客观存在的证据出发去认定 案件事实，不能以主观臆断或猜测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然而在很多刑事错案中，侦查人员往往重感觉、经验而轻证据，依据所谓的经验、常理 等，先入为主为案件勾画出一个所谓的真相，而后以这个“真相”为目标，进行取证。如此， 难以避免地产生了指名问供、诱供、刑讯逼供甚至弄虚作假制造伪证等现象。同时，主观断 案还会导致案件中指向其他侦查方向的证据被办案人员所无视，在他们看来，这些证据对定 罪没有用处，因此也没必要予以重视。于是，在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配合下，主观猜测摇身 一变成了案件事实，错案也就顺理成章地诞生了。从根源上来说，这是有罪推定思想在司法 人员办案理念中根深蒂固的结果。 侦查人员主观断案在刑事错案中屡见不鲜。赵作海案中，侦查人员在运用DNA技术无 法确定无名尸体身份，也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根据赵振裳的失踪及赵作海和赵振裳之 间的矛盾，就武断地认定死者为赵振裳，并将赵作海作为杀害赵振裳的凶手。据商丘市警方 介绍，之所以一直将赵作海列为杀死赵振裳的重点嫌疑人，是因为他们坚信在基层工作的经 验：农村犯罪一般因果关系很简单。具体到这一案件，赵振裳的一位堂兄弟曾经杀了赵作海 的弟弟，两个家族有仇；两人都和同村妇女杜某某相好，是情敌；赵振裳失踪当天，有人曾 看到两人曾在这名妇女家打斗；包裹无名尸的编织袋片，经赵作海的妻子和儿子辨认，是赵 作海家的。侦查人员的 “神机妙算”或许来源于经验，或许来源于他们认为的常理，但这些 都不是刑事侦查的依据，也许赵振裳的失踪及赵作海和赵振裳之间的“仇恨”可以成为侦查 人员破案过程中的合理怀疑，但绝不能成为破案的根据。 二、口供至上 主观断案下，重口供、依口供定案在所难免。口供，在刑事诉讼法中被称为 “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法定证据形式之一。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活动 的中心人物，其对于是否实施了所指控的犯罪行为，如何实施的犯罪行为最为了解，因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能直接为侦查人员提供案情的全面情况，是查明案件事实的有效 途径，相较之下，其它证据往往只能为案件的侦破提供零碎的信息，且取证、举证困难，取 证成本高，这也正是口供在刑事诉讼中的优势。 但同时，口供的运用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首先，口供具有很高的虚假性，一方面，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逃脱或者减轻罪责，往往隐瞒罪行或者避重就轻，甚至编造谎言，另 一方面，侦查机关为了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往往采取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手 段。如此得来的口供，其真实性难以保障。其次，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复杂的心理活动影 响，或因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行为，口供还存在着反复性和易变性的特征，真假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