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语文是“真知”“真教”“真学”的融合.docVIP

真语文是“真知”“真教”“真学”的融合 　　2012年11月，34家单位在福建省的泉州聚龙小镇召开了语文教学研讨会，会上联合发表了《聚龙宣言》。宣言向现今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陈腐的语文课堂教学观、“假大空”的课堂文本解读、好好先生式的评课方式“宣战”，并指出：“语文是影响学生一生的重要课程，语文是关乎学生精神成长的重要课程；语文是所有学科教学的基础，语文是每个人终生学习的重要内容。让我们在本真语文的旗帜下，教真语文，教实语文，教好语文。”[1]此宣言一出，关于真语文的探讨遂成语文界的热潮。 　　那么，什么样的课可以称得上是真语文课呢？根据近四十年的语文教学经验，我的回答是：真语文是“真知”“真教”“真学”三者的融合，三者中如果缺了一项，那就不是真语文课！下面我就从“真知”“真教”“真学”三个方面阐述我的真语文观。 　　一、关于“真知” 　　教学内容取舍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课堂教学的效率，“是教学目的和内容‘选择’方法，而不是其相反”[2]。巴班斯基的这段话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关系中教学内容的重要性做了定位。这个观点与“教什么比怎么教还要重要”的观点是一致的。既然教学内容在整个语文教学中处于重要的位置，执教者就要审慎地选择好教学内容，做到教“真知”，让学生学到“真知”。 　　语文学科的“真知”，就是从语文教材里提炼出来的适合于教学对象的有机融合了知识、技能、情感的学习内容。说它是“真知”，就要把它和那种曲解文本的知识，那种不顾教学对象实际硬塞给学生的知识，那种非语文的知识区别开来。 　　课改之后，语文界曾对学生从《背影》中读出父亲违反交通规则给予了欣赏，尽管后来大家比较一致地批评这种背离文本解读原则的现象，但这种文本曲读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例如对鲁迅《自嘲》诗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解读，不顾“自嘲”的标题和作者写这首诗的背景，任意拔高这首诗的思想境界；面对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些教师穿凿附会，将文中一些原来排遣自己愁闷情绪的语句拔高为“对当时白色恐怖的严酷现实不满，以及他苦闷徬徨，希望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而又无法解脱的矛盾心情”；至于清代袁枚《马嵬》诗“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是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有的教师将它拔高为表达了“君为轻、民为贵的民本思想”。这些都是对文本解读不够或者迷信盲从造成的曲解。这些对文本的曲解自然称不上“真知”，若把这样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自然是误人子弟。语文教学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远的。当教师把这些曲解的、拔高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时，其实也把“曲解”“拔高”这些做伪学问的方法传给了学生，学生所受的伤害自然也就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层面了，这与我们立人求真的教学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有一种提法对语文界的影响非常大，这句话是：“生活的外延有多大，语文的外延就有多大。”它的意思是：语文教学应该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拓展，采取全方面、立体开放的方式让学生在广阔的背景下学习语文。这个观点与《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的“教师应该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积极开发课程资源，沟通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沟通与生活的联系，扩大学生语文学习的视野，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从而丰富语文课程的内涵”的观点是一致的。但由于一些教师在理解时出现偏差，于是在语文教学中“拓展延伸”成了一种时尚：语文课堂上，本来用以提高学生学习语文效率的辅助手段如游戏、实验、绘画、唱歌等过度使用的现象常可见到。如教一篇爱国主题的文章，上课的前几分钟必唱《我爱你中国》之类的爱国歌曲；教感恩主题的文章，课堂教学过程中就要播放很多父慈子孝的摄影画面；教环境保护主题的文章，必定拓展延伸到自己家乡的环境，还要为家乡环境建设出谋划策。例如一位教师执教《泊秦淮》，在分析诗歌内容之后，教师让三个学生上黑板各画一幅表现诗歌意境的画。学生作完画后，这位教师又指导学生应该如何画船，应该如何画人物，结果把语文课上成了美术课。语文课里涉及一些音乐知识、美术知识等本来是很正常的，但音乐知识、美术知识要为语文教学服务，不能本末倒置、喧宾夺主。就这节课来说，本应该利用美术知识为鉴赏诗服务，而不能将鉴赏《泊秦淮》诗弱化为美术教学的引子。这节课的执教者在语文课上做的是非语文的训练，致使这堂语文课毫无语文味。 　　课改之后，一些语文教师花很多时间逼学生学习、识记毫无语文味的语文知识——熟记文学名著的梗概。自《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推荐的中外文学名著被纳入高考考试范围之后，文学名著试题开始进入一些省市的高考试卷。文学名著的考查，本意在于通过促进学生阅读古今文学经典，扩大阅读视野，培养深厚的语文素养，为学生的生命打好底色。但这样的题型改革很快就背离了语文教学的原则，脱离了语文教学的正确轨道。由于考试要求是识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