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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 ●谢天振① 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景象，那就是不少当代国 际级的文化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像埃文·佐哈尔、德里达、福柯、埃科、斯皮瓦克、 尼南贾纳等，都不约而同地对翻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并对翻译发表了相当独特而又深 刻的见解。而与此同时，国际译学界一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像詹姆斯·霍姆斯、苏珊·巴 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劳伦斯·韦努蒂、西奥·赫曼斯等，也从各自的立场纷纷强调， “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和文化)传统的语境下进行 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 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他们都跳出了原先比较狭隘的仅仅关注两种语言文字的转 换的传统翻译研究层面，而共同致力于从更为宏大的文化交际、比较文化层面上去审视 翻译、研究翻译。以上景象我们称之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 两个转向导致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世界各 国长达两千年的翻译研究历史基本上都集中在讨论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上的一些 问题上的话，诸如翻译的技巧、策略，翻译的标准，以及译者的风格等等，至多也就是讨 论翻译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也即译学界所称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那么， 最近二三十年来，翻译研究者的目光就不再局限在上述这些问题上了，他们从各个领域 切人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大量借鉴了各种各样的当代文 化理论，如多元系统理论、文学解释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 等。于是，突破语言，突破文学，已经成为当今国际译学界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 势，也使得国际译学界的翻译研究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当代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历史渊源及其当下的必然性 追根溯源，当代国际译学界的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并非偶然，而是有其一定 ①本文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 195 承接古今 ；亡通中外 早 雪l 的历史渊源。 ；；i自 粗略而言，这种渊源也许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施莱尔马赫和洪堡对翻译语言本 l软 质的论述。早在19世纪初，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于柏林皇家科学院学术讨论会上宣读 苫掌 的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中，就已经注意到说话人与语言之间存在的双重关系：“一方面， l会 每一个人都受到所说语言的制约，任何在语言范围之外的东西，说话人都不可能明确地 芏合 想到；思想概念的形成、这些概念相互联结的方式和程度都是说话人从小开始学习的语 l等 言所安排的，说话人的智能和想象也都由它控制。但另一方面，凡是思想自由、智能独立 ‘錾 的人都能创造语言。否则，科学艺术作品的语言就不能从原始水平变化发展到‘尽善尽 堡 美’的程度。”作为古典解释学先驱者的施莱尔马赫，他的上述谈论翻译语言的一番话明 娄 显地透露出他的解释学立场，同时也跳出了单纯从语言转换层面看翻译问题的视角，让 婪 我们看到了译者进行翻译时与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论--3- 与此相仿的是同时期的德国哲学家洪堡关于翻译语言的论述。他提出，每一种语言 粟 都有一种与之相关的世界观，而由于各个民族的世界观千差万别，语言和语言之间便存 在实质性的区别。这种区别支配着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在1796年7月23 日给奥古斯特·施莱格尔的信中，他更明确指出：“在我看来，任何翻译都只不过是试图 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任何译者都注定会被两块绊脚石中的任何一块绊倒：他不是 贴原作贴得太紧而牺牲本民族的风格和语言，就是贴本族特点贴得太紧而牺牲原作。介 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不是难于找到而是根本不可能找到。”这样，洪堡从语言的实质 性角度否定了译文与原文对等的可能性，从而也赋予了译作相对的独立性。 有了施莱尔马赫和洪堡对翻译语言性质的论述作为铺垫，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 么进入20世纪后，恰恰是在德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出现了本雅明，出现了本雅明于 1923年发表的论文《译者的任务》。我们从本雅明关于“纯语言”的论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