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著写定者的身份.docVIP

论书会才人——关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著写定者的身份徐朔方提要：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有许多作品是由不同时代的民间艺人和文士在前人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在这种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过程中，“书会才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书会才人界定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著写定者”，并从原始资料入手，对他们的身份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作者徐朔方，男，1923年生，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杭州310028）“书会才人”这个名词，最早见于钟嗣成的《录鬼簿》（1330年）。后来就一直流传了下来。但是，对于书会才人的身份，前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所以，为了科学起见，本文先将其界定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著写定者”。有必要说明的是：所谓集体创作，并不是指同一时间的集体参与（在不同时代的参与者之间当然不可能有彼此间的讨论和质疑），而是指不同世代的民间艺人就历来传承的小说戏曲加以删润和写定。前人无法对后人的写定和删润表示可否，而后人则可以在记录整理时对前代流传下来的作品有所详略，或作其它种种方式的改编，然而他们同样不能对他们的后人所作出的写定和改编表示可否。这里存在着一条可以粗略地称之为优胜劣汰的进化律。如果后人的删润和修改，不是后来居上而是每况愈下，他们的业绩可能被后人置之不理或视而不见，重新以他们着手写定前的原来式样为依据。一般说，经过世代流传之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会有所提高，但也不乏相反的例证。如《拜月亭》的原始题材，流传到后来成为《龙会兰池》（见《绣谷春容》），比杂剧大为退化。《娇红传》（即《拥炉娇红》）则是另一个例子。娇和红应是二美，但二人的身份始终没有处理好。刘东生和孟称舜的《娇红记》都不例外。上面说的编著写定，包括从被动的记录到完全的创作种种不一的情况。所谓被动的记录，只是依样画葫芦地照传说的原貌记录下来，编著写定者有水平加以纠正也不这样做，如“姓达名奚”（见《古今小说·穷马周遭际卖[饣追]媪》，“杭州金山寺”（见《醒世恒言·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其实百分之百的被动的记录是不可能存在的，上述《古今小说》和《醒世恒言》的例子只在按原书翻印时才发生。传说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只要有参差不齐的情况存在，不管不同版本的分歧如何微不足道，有分歧就会迫使记录者作出抉择。另一方面，百分之百的创作在世代流传的小说戏曲题材中也很少可能存在。白朴的《墙头马上》杂剧依据白居易诗《井底引银瓶》，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则依据元稹的《会真诗》和传奇（文言短篇小说），后来又有赵德麟的《蝶恋花》鼓子词、董解元的诸宫调。甚至像《窦娥冤》杂剧和东海孝妇的故事及司马迁《伯夷列传》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大概可以这么说，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小说戏曲都经历长期的不止一手的编著写定，才能从不太完美的素材发展成为比较完美的作品。在这过程中，“书会才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究竟什么是书会才人呢?这里，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数则材料：《永乐大典》卷13991所收戏文《小孙屠》署“古杭书会编撰”。《宦门子弟错立身》则署“大杭才人新编”。《小孙屠》卷首《满庭芳》说：“往事闲凭想像，梨园格范，编撰出乐府新声。”《张协状元》卷首《水调歌头》则说：“试看别样门庭，教场格范，《绯绿》可同声……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明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引首词云：“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形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恐伤弓远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很明显，“书林”就是书会。这首词把书会的业务和人才的地位，都说得很清楚了。书会一词，南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1235）已有记载。他在《三教外地》中说：“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有《瓦舍众伎》《社会》专条记载说书和演戏，其中却没有书会一词。可见他记载的书会，有如比他更早的王十朋《梅溪后集》卷十七《悼亡》诗注：“予一日忽言穷，令人曰：君今胜作书会时矣……”这里所说的书会和比他更早的苏轼诗《杭州故人信至齐安》所说的“书社”（《全宋诗第9312页》相似，和“书会才人”的“书会”性质不同。“书会才人”的书会最早记载见四水潜夫（周密1232—1298）《武林旧事》卷六。它在“诸色伎艺人”之下以书会和演史、说经、小说、影戏、唱赚、杂剧、诸宫调等并列，可能专指一种说唱伎艺而言，同后来的概念不完全相同。才人就是才子，两者很少有区别。才人在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