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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金融考验政府智慧 2006年02月20日?23:01 《观察与思考》杂志 　　林 华 　　事实上，民间放贷早已有之，只是在以往未得到正名的情况下，只好以“地下金融”的形式存在。央行表态将在四川、贵州、陕西和山西进行“只贷不存”的民间贷款公司试点，这意味着过去处于地下状态的民间借贷行为将有望合法化、正规化，但其前提是“只贷不存”，即允许发放贷款，不能吸收存款。 　　近年来，随着国家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的深入，民间金融、企业通过非正规渠道融资进入了活跃期，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案件不断披露。浙江、福建的民间金融风险显性化，广东、云南等沿海和边贸城市跨境“地下金融”活动升温；辽宁、山西等地巨额非法集资案件宣判，不断膨胀的“地下金融”对宏观调控政策和决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然而有关专家指出，从局部地区或分散型的个体经济角度分析，“地下金融”中的民间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营经济、农业经济的发展，补充了正规金融的不足。因此，只有考虑“地下金融”的经济效应，采取适当的规制对策，才能稳定金融秩序，提高宏观调控效果。 　　“地下金融”暗流涌动? 　　 窗体底端 中国经济最“恐怖”的故事是，“体外循环”的钱形成了“地下金融”，加剧了经济过热，并威胁到国家的银行系统。此前人们对“地下金融”一直议论纷纷，但其规模并未得到很好的测量，它的“地下”性决定了测量的难度。而现在“地下金融”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 　　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的一项专题研究启动于2004年年初，当时国内“地下钱庄”等案件频发，但无人知晓全国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地下金融”组织，其总规模究竟有多大？为回答这些问题，中央财经大学着手进行此项研究。 　　调查员们组成76个独立调查小组，分别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民间金融一向比较发达的浙江、 窗体底端 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各省，以及地下经济比较盛行的黑龙江、辽宁、河南等省。同时，对云南、贵州等西南边贸发达和经济相对落后省区也进行了实地考察。 　　调查围绕着非正规金融规模的规模、农村非正规金融状况、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展开，将不同类型的问卷分别发给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知情的城镇与农村居民等，最终收回问卷7320份，其中有效问卷5858份。 　　之后，经过近一年的筛选、分类、计算，并按照特定方法论得出了若干个关于“地下金融”的指数，通过这些指数，人们可以全方位地看到中国“地下金融”的规模和特点。 　　最终计算出来的数据是惊人的，首先计算出的是地下金融规模指数，也就是非正规金融规模与当地正规金融规模的比例。结果显示，全国20个被调查省、区、市的“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也就是说，这20个省的地下金融规模与正规金融规模相较比例接近三成(28.7%)。由于本次调查是在2004年年初进行的，因此，2003年底全国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增长额约27700亿元，以此为基础计量的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0-8300亿元之间。 　　事实上，这仍可能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根据此前地区性的研究和估算，仅温州一个城市的地下金融就有1500亿左右，广东省的规模则可能达到5000亿左右。 　　抛却总量问题，再看看中国“地下金融”的重地—农村：根据测算结果，全国15省份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取得的借贷规模指数为56.78，也就是说，农户只有不到一半的借贷是来自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一半。 　　长期以来，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除了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之外，更多依靠非正规的金融途径，如私人钱庄、企业相互拆借、甚至是企业自己通过不正当手段进行融资等。从结果看，全国17个省份的中小企业有超过3成的融资来自非正规的金融途径。 　　东北地区在这次调查中“冷门”频出，在很多单项指标上超过了人们普遍认为的“地下金融”之乡，如福建、浙江等。最明显的是在“地下金融”的规模上，在调查的20个省内，黑龙江的“地下金融”规模居首，规模指数超过五成，紧随其后的是辽宁，也达到了四成多，再之后才是福建。“这说明在东北地区，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业务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出现异常的频率比较高。”李建军说。 　　事实上，东北地区的“地下金融”同南方截然不同。南方的“地下金融”是建立在民营经济的需求之上的，颇具民营银行的雏形。而东北却不然，民营经济并不发达，其“地下金融”更多的是同地下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据了解，目前东北地区流行企业转贷，当地称为“对缝”。一般而言，转贷东家是较知名兼具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但是一些其他类型的企业(包括地下经济类型)却徘徊在银行之外，不得其门而入。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成立类似俱乐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