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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之考辨 　　[摘 要]“改革从农村开始”论在1984年前后逐步流传开。从事实层面来讨论改革是否从农村开始，很难说得清楚，它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的极而言之。更值得探讨的是，“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为什么会被广为接受和流传。这大致可从社会体制结构、农村改革效应以及政治舆论宣导方面找寻到缘由。反之，这一论述的流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体制、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特质。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改革；考辨 　　[中图分类号] K27；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9-0015-03 　　在关于中国改革的叙述中，“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流布甚广，几成不易之论。其实，与其非此即彼式地讨论改革到底从农村还是从城市开始，不如换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着重分析“改革从农村开始”论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流传如此久远？本文结合文献回顾和学界讨论，尝试就此作一些分辨。 　　一、“改革从农村开始”论的党政文献回顾 　　有学者指出，改革之初的农村政策文件中，并没有出现改革的字样，其内容也基本属于政策调整。[1]确实，作为农村改革主要内容的家庭承包经营，是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禁止的。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表示：“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2]就是说，改革之初尚无农村改革之说，遑论“改革从农村开始”。 　　家庭承包经营取得突破后，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逐步被人提到。1983年6月27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说：“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工交、商业和其他各条战线。”[3]这算是较早提及改革从农村开始的文献。 　　1984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在这一年拉开帷幕。由此，领导人开始以回顾的眼光，屡屡谈及改革从农村开始。这年6月30日，邓小平向一个日本代表团介绍中国改革时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4]10月6日，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代表时谈到：“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5] 　　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也回顾了农村改革，不过说法稍有不同。会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会议还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6] 　　此后，邓小平又不时论及此。1985年8月28日，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7]9月23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改革从农村开始，一度议论纷纷。”[8]1986年4月9日，他同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会见时说：“改革从农村开始。”[9] 　　这样，“改革从农村开始”从1984年之后就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说法流传下来。比如，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强调：“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10]1995年11月6日，胡锦涛在罗马尼亚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11]2008年9月27日，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说：“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12]200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1978年以后，党“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13] 　　在流传过程中，还出现“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的表述。1998年9月25日，江泽民在安徽考察工作时说：“改革从农村开始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的困境决定的”。但他同时又指出：“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进而推动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路子。”[14]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沿用了此一说法，并称：“我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5] 　　归纳起来，党政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实际是三种：第一，“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邓小平经常说的；第二，“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这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第三，“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这是江泽民说过的，不过他同时认可“改革从农村开始”。在学术论著中，三种表述都有运用，但“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说法沿用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二、“改革从农村开始”论的学界讨论概述 　　“改革从农村开始”论也遇到一些质疑，甚至相反意见。异议大致分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大体和农村同步。[16]另一种意见认为，经济改革首先从城市开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即对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让利的试点，三中全会之后试点逐步扩大。[17]不过，这两种意见都强调，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遇到的体制和利益阻碍更大，因而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 　　这些异议所援引为证的，主要是曾任国家经委主任等职的袁宝华的回忆。袁宝华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