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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讨论步平研究员两本书的情况概要 作者：刘春强 文章来源：2012年1月12日《团结报》“史学版”（与本网站同时刊出） 点击数： 58 更新时间：2012年01月12日 本期话题：战后遗留问题 活动形式：读书讨论会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提出的历史三调，主要讲了三个层次的问题：当事者，也就是经历事件者对历史事件的看法；研究者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团体、政府等利用事件诉说自己的目的。三个层次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历史与现实是密不可分的。在研究过程中，有一些领域很难看到研究对象与现实有什么直接的关联；而有些研究则与现实有着紧密联系。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就是有关于后者的。战后遗留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很多事件的经历者还生活在我们周围。史学研究中，研究者非常关注战后遗留问题，团体、政府等各种力量也在利用这一事件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近些年来，步平研究员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版。 主讲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步平 《跨越战后》的写作意图 第一、完成刘大年先生的遗愿。刘大年晚年非常关注抗日战争和中日关系的研究。刘大年是抗日战争的参与者，一直关注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战争的责任。刘大年先生在抗日战争中身体受伤，是日本医生给予治疗，把他从死亡线上拉过来。刘大年晚年一直在主持中日共同研究。90年代中日历史问题比较突出，中日两国成立了中日历史研究的基金会，刘大年担任中方主席。他注意到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历史的行动非常猖獗；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在推动中日历史研究。日本社会这种矛盾态势促使刘大年思考研究日本社会的必要性。当时负责中日历史基金项目的王正同志建议我承担研究“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的课题。 第二、个人的体会。90年代初，我从事日本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及处理之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日本犯下的罪行非常气愤。但在研究过程中，我却得到了很多日本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包括学者、一般日本市民和团体，这种现实的矛盾也促使我思考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最近的研究加深了中日之间的历史理解，包括民间和政府两个层面。民间层面的共同研究使我们首先接触的是日本民间比较进步的势力，有时候我们用不太准确的“左派学者”来说明这股进步势力。另一个是政府层面的研究，学者之间的观点虽然接近，但在具体研究中还存在很多分歧。日本政府层面的研究者在观点上偏于中间或右，但还是有一些共识有助于问题的讨论。另外，在研究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语言的熟练程度、日本史的熟稔及研究理念问题，后者尤为明显。用日本人的理念去研究日本，这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和研究过程，比如日本的“左翼”、“右翼”势力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壁垒分明。日本右翼的重要代表铃木邦男，是一个纯粹的爱国者，但并没有被左翼推到对立面去。所以，在我的研究中，有很多感性的东西。 第三、为什么这本书取名为《跨越战后》。前几年，有一种观点对我的冲击非常大。他们说，1945年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中国人心中，1949年是一个转折点。在日本，战争或战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在日本曾经引起了强烈的争论，这种争论表现在很多现实问题上比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战争罪行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在中日之间进行争论，在日本社会也在激烈地进行。这就需要了解这些争论在日本社会的历史过程，也需要了解这些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这就是我在书中要解决的。大体说来，日本的战后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到５０年代中期的１０年；第二阶段是５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中期的１０年；第三个阶段是从６０年代中期开始；第四个阶段是从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第五个阶段是冷战局面结束之后。在每个不同的阶段都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情况，这些状况也随着日本社会、中国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日本的战后问题也是多层面的，包括政治、学术以及民众感情等。还有一个是互动问题，日本战后问题讨论的变化与我国态度的变化相关，日本特别重视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包括批评、肯定两方面。所以，战后问题需要超越，战后问题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如果仍然背着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背这个包袱，应该怎么超越，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对于右翼势力，更应该超越，应该多一点理性思考。对于左派，他们应该超越自己，应当加以引导。对于我们自己，认识了日本社会后，也应该超越，加强了解彼此。 这本书每个大部分为两个小部分，第一小部分是利用资料对日本战后的状况进行分析；第二小部分是通过我所接触日本各阶层的人，来判断这个阶段的正确与否。这种结构基于两点考虑，研究和实际的调查结合；体现本书的完成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 关于靖国神社问题 靖国神社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判断，它涉及文化、宗教、日本思想史等方面。在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