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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史料：问题与方法 李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00815) 摘要：文献史料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正在成为研究界的重要话题。但在充分肯定其意 义的前提下，我们却有必要检讨这一思潮可能存在的问题，同时反思它的方法，这才是我们推进 学术发展，同时也是真正加强文献史料工作的健康态度。 关键词：现代文学研究：文献史料：研究方法 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为我们推出的新话题是：文献史料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 意义。借助于清华大学、徐州师大、河南大学的系列会议，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其它 一些杂志的”笔谈”的不断推动，这一话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现在，我以为已经 无须我们在一般的意义上来继续强调和倡导文献史的特殊作用了，而新的需要我们深化的课题在 于：我们如此推重文献史料的重大意义，与我们一直推行的思想文化考察方法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呢?在今天，我们强调文献史料的价值，除了与严谨求实学风的建设有关外，还存在不存在学术 文化发展的深层原因?与此同时，单纯强调史料建设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这里面是否有 某些难以觉察的陷阱呢?这都有必要成为我们新的思考的话题。 从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文学史研究开始，我们似乎常常都在关注着思想文化考察方法的实际意 义。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事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依然更多联系着 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社会思想事件，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总是那些能够拨 乱反正的思想表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研究者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与艺术观的提出同时也反映 为他们对于作家作品相关的思想意义的精彩发掘。在这个时候，我们眼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 乎就是由一系列层出不穷的主观意识所编织的绚烂的景观。以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强调学 术规范者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的大多数时候，思想推进的渴望显然掩盖了人们对于历史本 身的专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起步首先批判了 极左年代的以论代史，但是，真正将文献史料作为一个问题郑重其事地予以阐发的还在今天。在今 天的学术语境中如此推重文献史料，这绝对不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思想启蒙 的既有道路，它直接承袭着90年代以降的学术规范的诉求。 从以上的话题发生史的意义上看，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目前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心目当中， 文献史料与思想考察是呈现为某种彼此对立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是以过剩的思想理 论淹没了文献史料，而今天的我们则可以理直气壮地通过大量的文献史料的发掘和运用来颠覆过去 的那些空洞的思想理论!新的规范的学术、健康的学风应当是：如何最大程度地排除我们先验的 思想理论，最大限度地返回历史的现场，放弃个人思想的主观，回到完全由文献史料建构起来的 客观。 然而，问题却在于，就在文献史料与思想理论这种现存的紧张关系当中，其实包含了我们对历 史客观的许多误解。现代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发现纯粹客观的历史是并不存在的，既往的 历史总是与当下的遭遇，与主观心灵的体验紧密相关。历史最终都是由今天的人来书写的，没有了 当下，没有了主体，也就没有了被书写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应当承认，文献史料之 所以能够成为有意义的文献史料，一个时代的人们或者重视这样的文献史料，或者重视那样的文献 史料，其实都与这个时代人们的心灵体验直接相连，而思想理论常常就是人们心灵体验表达的理性 形式。换句话说，绝对脱离当下心灵的纯粹文献史料的价值其实是不存在的，进入人们阐释视野 的文献史料不可能是一堆与主观思想理论无关的干枯的材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在学术规 范的追求中以尊重文献史料来反对思想理论，其实这本身就是某种思想理论的表达，我们其实是 用一种理论反拨着另外一些我们并不喜欢的理论。当然，其中也包含着特定时代转换过程中学院派 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需要的体认，包含着这一生存需要下的新的理性认识：同样，思想与理论表达 也不可能没有自我支撑的质料的根据，史料就是我们思想与理论表达的质料，回顾80年代，在理 论创新的高潮中，我们何尝又能够脱离开对新的史料的发现呢?拨乱反正、重评五四，在这里我们 发现的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白话诗运动中的独特贡献：突破唯阶级斗争论的文学史模式，我们便 重识了一系列被淹没的社团、流派和作家。只是，在那个时候，文献史料与思想理论之间的关系并 没有成为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如何在文献史料的发现中发掘出思想的深度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学术规范的建立，同时，如何让 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