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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古典框架却归于新古典世界的调和之作 ------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 肖晓勇1 任恋群2 摘要：本文在回顾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篇论文的基础上，通过对其理论中劳动力无限供给和资本主义部门工资的决定的分析，揭示了刘易斯试图沟通并调和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的理论发展脉络。在充分肯定刘易斯从生产方式而非技术特征定义二元经济过程的同时，批判了其对忽视经济史研究和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分析的缺点，通过强调二元经济转化的市场化条件，力图恢复二元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背景。 关键词：二元经济、工业化、资本主义化、市场化、劳动力边际产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Lewis,1954）的“二元经济”理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试图从劳动力供给的变化来联接和调和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而不是以新古典主义来批判和解释古典主义。从《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无限的劳动力》、《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三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易斯一方面为了其理论的自圆其说：大量借用视野广阔的古典学派的思路和传统；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将自己的框架拉回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学说的世界，因此极力的避免了作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和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分析，使理论有前后摇摆之嫌。 问题的提出：劳动力无限供给 “二元经济论”的基本假设是：在一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前期，尤其是当今地少人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苏联、中国一批计划经济国家）存在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正是在这一假设下，他回复到了古典学派的传统，得以大量借用其理论和分析工具。 亚当·斯密曾提出：资本主义的出现使经济发展发生了从循环状态到螺旋状态的突变。前资本主义时代，工资等于一种极端意义上的维持生计水平，一旦下降就会有天灾人祸，一旦上升又会刺激人口增长，将工资拉回维持水平以下。那么多余的劳动力从何而来呢？刘易斯提出了一些来源，并作了划分，但标准却并不统一。在不改其意的前提下，我们可将刘易斯提出的来源归于三类：（1）人口的增长。即在“二元过程”中，因经济发展导致死亡率下降迅速，而对出生率影响缓慢且不确定而发生;(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下失去生产资料和就业岗位的自我雇佣者、地主、小资本家和手工业者，包括妇女。这一来源基本沿袭于被刘易斯忽视，而后又不得不捡回来的马克思劳动力后备军理论；（3）大量存在的就业不足和隐性失业（主要存在于非资本主义部门）。另外,海外移民属于开放状态下的特殊情况，可等同视为第三类。而包含与新古典框架中的，因技术进步引起部门间不平衡发展所导致的劳动力转移也不在分析之列。 让我们试着分析这三种来源在刘易斯理论中的地位：（1）刘易斯将人口增长放在第一位。笔者同意刘易斯的观点；人口增长不适于纳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范围，即斯密将人口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假说可能只是特殊情况。人口史上的历史事实有利于刘易斯关于非资本主义部门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假说。因此，可以把这一来源转移和归结到其它来源中去，而不影响模型的基本结论。（2）如果“二元框架”成立，那么技术失业的忧虑的确不成问题。因为社会工资如果始终以维持生计部门收入为标准，只要这一部门生产率不至上涨过快，不愁资本家不进行资本积累，何况技术选择也会向资本集约型发展。不过,回过头来分析，刘易斯的观点似乎有循环论证之嫌，正因为资本主义部门工资始终以非资本主义部门为准，技术失业才不足为虑。如果他的命题不成立，技术失业对二元经济的转换的影响就难以估计了。 (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下失业的自我雇佣者，包括妇女，正是马克思理论中被刘易斯忽视的那一部分。它们对刘易斯模型的意义远高于技术性失业。由于刘易斯始终不愿做经济史分析，我们有必要花笔墨对一些问题进行澄清。最好分清三个概念：工业化、资本主义化和市场化。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发端于16—17世纪的海洋国家。那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商业和远洋贸易都在起着“以有易无”的作用。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只能称为商业资本主义。从那时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一直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和世界市场的建立，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市场化的效应有两种：（1）资源配置效应，指减少资源配置的约束方程，以有易无，所实现的专业化效应。对劳动力来说，就是分工效应。（2）竞争效应和价值规律作用。即市场化可能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优胜劣汰,实现竞争的动态效率.与市场化相比,资本主义化则是一个远为复杂的进程。单是圈地运动，就远非竞争和规模经济所能解释。马克思的劳动力后备军理论中描述的，实际是包括市场化和狭义资本主义化共同造成的自然经济和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很含糊，而在十年之后发表的《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中，却明确将其“现代部门”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即定义为雇佣工人，销售产品以获得利润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