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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2006年3月13日 跨国资本流动：理论与实证 魏尚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和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概要：跨境资本流量的增长速度远快于GDP和世界贸易量的增长速度，但绝大部分资本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其他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文章第一部分分析了观测到的资本流量，该流量或者被认为太低了（从著名的卢卡斯悖论来看），或者太高了（根据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等同理论）。解决这两个相互冲突的观点可能需要突破新古典的理论框架。文章第二部分讨论了国际资本流动对接收国的影响， 特别是理论和实证之间明显的矛盾。理论上，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加快经济增长。但从数据看，找到强而且稳健的因果效应并不容易，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这一矛盾可以通过结构效应或者门槛效应来解释，一些新的研究证据显示这两种效应是相互关联的。 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全球范围的跨境资本流动极大地增长了，1980年为1.2万亿美元，而2004年已达5.8万亿美元。增长的速度（年均6.6%）超出世界GDP（年均1.7%）和世界出口（年均3.1%）一大截。发达国家是最重要的输出国家，占2004年资本总流出的92%。它们也是最重要的接收国，占2004年资本总流入的91%。少数几个发展中经济体——一般称为新兴市场经济——接收了2004年国际资本流剩下的大部分（约70%）。其他13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在这个资本流动的大潮中或多或少地被遗忘了。 文章第一部分分析了观测到的资本流量，该流量或者被认为太低了（从著名的卢卡斯悖论来看），或者太高了（根据要素价格等同的逻辑）。第二部分检验了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结果上理论和实证之间一些不合，并讨论了使理论和实证一致的途径。 1. 国际资本流量：悖论和可能的解答 跨境资本的大小可以用给定时点的流量或者一段时间的累积存量度量。资本流入是外国居民对国内资产的净购买，而资本流出则是国内居民对外国资产的净购买。这些数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有很好的描述。对于存量数据，IMF有少数几个国家近几年的数据。Lane和Milesi-Ferretti (2001和2005) 通过综合这些信息和调整累积流量市场价值扩大了覆盖的国家和年份。 一个国家对国际资本的开放程度可以由政府（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或激励）的政策或者实际资本流量（除以接收国的经济总量）来度量。后者，作为现实度量，不一定要和前者（法理上的度量）一致。例如，一些国家在资本流动上可能有很多限制（因此从法理的度量上看开放程度很低），但有很大的资本外逃（从现实度量看开放程度很高）。一个国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的实际运用的度量是这个国家国外资产和负债的总和除以国家的GDP。对于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样的一些问题，现实度量可能比法理上的度量更有意义。 从数据中看到的资本流量和经济理论的预测一致吗？使用单部门模型，Lucas(1990) 指出没有更多的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是一个悖论。他的推理如下。y = f (L, K)是个规模不变的生产函数，其中y是使用L个劳动力和K个资本的产出量。把p作为产品价格，w和r分别作为对劳动力和资本的回报。 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求解给出 r = p?f (L, K)/?K = p?f(1, K/L)/?K (1) 假设自由贸易，所有国家的产品价格都是相等的。由边际产品递减定律得出，资本劳动比率较低的国家，r应该较高。举例说明，卢卡斯算出基于两国要素禀赋，印度的资本回报率应该是美国的58倍。面对这样大的回报率差额，我们应该看到远比现在多的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数据显示的过小的流量逐渐被称为是卢卡斯悖论。 Lucas (1990) 讨论了(在单部门模型框架内)三个可能的解释：(a) 富国一个工人的生产能力应该是穷国相似工人的数倍； (b)人力资本可能是一个缺失的要素，而且在富国人力资本要高得多； (c) 穷国的政治风险很高导致需要的风险溢价比富国高很多。对第三个解释，Reinhart和Rogoff (2004)举出了许多屡屡在外债上违约的国家，以说明他们的政治风险很高。 遗憾的是，卢卡斯的逻辑在多部门模型中并不成立。更准确地说，在经典的两种产品、两个要素和两个国家的Heckscher-Ohlin-Samuelson (HOS) 模型中，企业获得零利润。因此，我们有 p1 = c1(w, r) and p2 = c2(w, r) (2) 其中，c(.) 是单位成本函数，而数字下标代表部门。这表示要素价格由产品价格唯一确定，从而独立于要素禀赋的大小。由于产品的自由贸易使国家间的产品价格相等，因此，即使没有资本和劳动跨国流动的情况下，要素回报都应该相等。这一点首先由Samuelson 于1948年指出，后来被称为要素价格等同理论。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