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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在汉代盛行的原因分析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在远承《诗经》赋颂传统，近仿《楚辞》的基础上，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普涨恣肆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的相关因素，最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的文体。 汉赋有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之分，分别代表汉赋不同发展阶段的主流形式。 形成期（汉初）——骚体赋 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 司马相如——《长门赋》，上承楚辞，下启西汉中期的新体大赋。 兴盛期（汉武帝~东汉中叶）——新体大赋 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班固、张衡 枚乘——《七发》，标志着新体大赋的正式形成。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代表新体大赋的最高成就。 衰落期——抒情小赋 西汉： 对于汉代文学的发展，汉初诸侯王比最高统治者具有更直接、更重要、更深远的作用和影响。文、景时代，皇帝整天忙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无暇顾及文学，而当时的各路诸侯多有富甲一方、实力雄厚者，在既不能开拓疆土，又不甘寂寞无为的情况下，于是聚栏宾客，大兴养士之风。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限，这些宾客除在特定的政治邦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各路诸侯也对此大加倡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赋的发展。 《七发》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是对先秦文学的借鉴。（不但内容，手法上也极其相似；汉赋是在综合前代诸多文学样式融合而成，也说明了汉赋在继承中有创新，有不同于前代文学的取向和生命活力。） 二是逐步盘升手法的运用。（赋中讽喻意图的表达是通过重重超越和逐步盘升来实现的。） 三是移步换形个夸张手法的运用。（赋写七事，一事一转，如行山间，人移景变，给人耳目新生之感，俨然是后世山水的笔法精神。） 四是《七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首先它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形成；其次，枚乘个他的《七发》标志着以地方诸侯为中心的汉赋创作时代的终结和以京都为中心上网创作时代的到来。） 汉武帝即位后，汉王朝在各个方面均逐步步入极盛，不但实现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天下一统，而且也掀起了汉代文学发展的新篇章。由于武帝对文学的爱好和对文人的亲近，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蔚然成观的文学群体，也正是从武帝时起，汉代文学活动的中心有地方转移到了中央。其后历宣、成各世，或仿汉武故事，或大力倡导词赋创作，都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造就了一代文人。 从扬雄前期作品中可以看出，作家的政治热情很饱满，关心朝廷大事，对君主期望很高，作品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到了后期，引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清贫，热情冷却，心态也转向虚静平和，所以多做关注自身、反思人生为主，但对现实的暴露与批判也更为深刻。 东汉： 东汉士人失去了作为文学侍从参与上层统治集团重大活动的条件，环境与地位的变化给予他们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现实生活的动荡不安也给他们以极大的震撼。他们所关注的热点已经跨出宫廷苑囿，从更广阔的范围寻找有价值的题材。于是，各个时期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往往成为他们创作的直接或间接诱因。 与题材方面的变价相适应的，还有创作宗旨的变化。在司马相如时代，赋的讽喻效果同赋家的主观愿望之间就存在着差距，以至于后来因为扬雄的批评。到了东汉，讽喻不仅不起作用，甚至还可能招来灾难，这就迫使辞赋家们考虑如何看待和处理赋的社会功用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统治集团所采取的“党锢”等高压政策，使士人普遍受到压抑。物不得其平则鸣，他们越来越多地运用赋这种文学样式抒发自己的不平。于是，东汉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赋。 世风的变化不仅导致赋的创作在题材选择和宗旨的设定方面出现新的取向，在赋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方面也与以前有了较大的差异。昔日以汪洋肆虐为主调的风格和豪放昂扬的气势，逐渐被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风格所扬弃；散句单行的语言，演变为骈俪对偶的句式。赋的风貌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1、汉代经济的发展，为赋体文学的兴盛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不久，便采取了横征暴敛的政策，“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再经过秦末亡秦起义和五年楚汉之争的兵燹之灾，到汉高祖刘邦定天下时，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鉴于亡秦的教训，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标榜无为而治，采取与民休息政策，使经济得以发展。到汉武帝时，“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百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经济的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上引文可以看到，村长乡长乃至下层官吏都可以“食粱肉”，从容长养子孙，子孙的受教育自然不成问题。受教育的士子众多为文坛提供了强大的后备队。同时，由于物质条件丰富，游学为文自无衣食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