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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缺位与一切以盈利为准的价值观相悖？ 2013年04月29日22:22《群言》我要评论(19) 字号：T|T [导读]倡扬传统文化以应对中国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失传”和“失守”，有利于强化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维护“文化安全”。 近年来，重新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并有意识地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已成为学界、官方和民间的共识。传统文化复兴的“必要性”蕴涵在长期以来与传统文化缺失相关的三大社会危机之中：从文化安全层面看，面临着开放社会中文化的“失传”和“失守”问题；从精神慰藉层面看，面临着物质社会中精神的“空洞”和“空虚”问题；从道德重建层面看，面临着市场社会中道德的“失序”和“失范”问题。而这三大社会危机的解决都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或多或少的回应，这是复兴传统文化的必要性所在。 文化安全与文化的“失传”和“失守” 我们常常会听到生物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之类的说法。今天信息交流极为便捷的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安全观，即“文化安全”，我们面临着突出的文化安全问题。倡扬传统文化以应对中国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失传”和“失守”，有利于强化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维护“文化安全”。 当我们指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时，虽然会强调其所处地域、种族特征等因素，但“文化属性”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因素。我们向来就有以文化而不是以地域、种族等因素来分别你我、区分中外的传统。钱穆称，“中国人言天下，乃指社会人群，兴亡则指文化道统。”对中国人来说，一个国家之覆亡往往不在于军事之失败，而在于其语言、文化、学术之灭亡，“只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两汉对待匈奴、西羌诸族的招抚怀柔，南北朝时北方士族与诸胡合作都无不是基于此“文化决定论”。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知识分子尤其是易代之际或危亡之际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倍加重视的原因。他们无非是想藉此能为华夏学术文化留存一线香火，以图保存中华，这就是文化救国的理路，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章太炎的弟子鲁迅也相信文事之力终胜于武事之力的道理，他说，“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 “文化亡而国家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处于亡国之际的中国知识分子明白保存语言、文化、学术之于保全国家种族身份的重要性。 同样，对于他国异族的侵略者来说，他们何尝不懂“欲亡其国必从文化上亡其根本”的道理呢？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殖民统治时，他们不光是从武力上征服反抗者，而且更着眼于从文化上根本改造“殖民地人民”。他们阴险恶辣地从语言、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层面上，切断殖民地的故国文化脉络，使其彻底忘记自己的奴隶身份，完成国民身份的重新塑造。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起着根本作用，文化很大程度上甚于军事、政治、地域、种族的力量之原因正在于此。今天，我们重新倡扬中国文化何尝不也是维护全球亿万炎黄子孙的共同血脉和精神家园？ 然而，今天在现代开放社会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因素，我们的文化处于一种“不安全状态”，这体现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失传”和“失守”两个方面。 “文化失传”，是指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今天又面临新一轮冲击，以至于传统文化至今没能在普通国民心中扎根。当代中国人严重缺乏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熏陶，传统的礼仪、德性、价值、伦理离我们渐行渐远。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精神塑造中是缺位的。这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百余年传统文化的“失魂落魄”可谓经历了“四个阶段”。“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初喊出的“打倒孔家店”往往被视为传统文化厄运的肇始，在国家体制根本转型的时代里，与封建帝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孔夫子被拉下“圣坛”，与千年帝制配合的儒家思想在被人们攻伐的同时，其精华部分也被不自觉地摒弃了。“文革”时期，“孔老二”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形态成为被扫除的对象。“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的“80年代”的人们又一次将救赎的目光瞄向了西方思想文化，在“告别黄土地，走向蓝海洋”的思维定势下，“阴魂不散”的中国文化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包袱。今天我们又面临着商业社会的功利思维造成的新的阻碍，“一切向钱看”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新价值准则，在这套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新价值体系中，文化的精神意义和道德价值被悬置，只有在其成为“产品”时才具有价值。本世纪初，在一些学者的呼吁鼓吹下，社会上曾兴起一阵国学班、读经热等短暂的传统文化复兴的美好景象，但这种文化热只是当代社会“资本”对商机的精明把握，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学习和教育的需求在商人看来是有利可图的大好商机。再如，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