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大放送】高中现代文阅读：弹指飞灰，啼血昙云.docVIP

弹指飞灰，啼血昙云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广岛原爆后18年，接受了康乃尔大学的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史诺曼访问。史诺曼走进密苏里州杜鲁门的家乡独立镇杜鲁门图书馆。杜鲁门迟到了几分钟，穿一件蓝白条子的上装，这一年他已经79岁，行动有点迟缓。 　　年轻的博士研究生向杜鲁门说明来意，告诉前总统他想写一篇关于总统决策心理的论文，特别想请教他当时怎样决定在广岛投掷原子弹。1945年8月6日，一颗原子弹改变了世界，从此现代国际关系学的所有教科书，都以1945年开卷，正如世界现代史，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一年开卷。 　　正如中东阿拉伯各国的国界划分，1945年这一条分水线很重要，因为代表了西方对历史和时间的诠释霸权。对于上一代中国人，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民族屈辱史的开始；对于香港人，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香港从此“开埠”，这一年是香港人历史记忆的集体胎记。1949年则又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岭界，这一年是“新中国”的诞生。但是像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一样，全世界更多记住了1945，因为一个美国总统在这一年决定用一种非凡的手段结束一场大战，摧毁了日本称霸亚洲之梦，同时也结束了纵横四海的英帝国时代。某种程度上，世界现代史是由杜鲁门一人塑造的，这就是伟大得赤裸裸的权力。 　　史诺曼一心以为，投掷原子弹是杜鲁门毕生最重大的决定，他一定有许多感想。哪知语音刚落，杜鲁门慈祥地笑笑，摇摇头，挥一挥手，说：“那说不上是什么重大的决定，甚至那根本不是一个决定。” 　　史诺曼呆了，他以为耳朵听错了。1945年8月6日，是主宰和分割世界的一刻，在这一天，杜鲁门有如上帝，投掷原子弹，怎会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原子弹不算什么，那只是一颗大一点的炸弹。”杜鲁门以长者的雍容告诉眼前的年轻学者：“那不是一个什么超凡的决定，因为我一早已经警告过日本。我劝日本快投降，不然就会完全毁灭，我得不到答复。他们一早知道的，结果真的发生了。”（They knew what was coming, and it came.） 　　“那么丘吉尔呢？事前他知道了多少？”史诺曼问。 　“他想知道的，他都知道了，他不想知道的，我也没有告诉他。” 　　杜鲁门说，投掷原子弹不是一个令他毕生难忘的决定，派兵参加朝鲜战争才是。为什么？因为日本当初向美国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美军被迫参与太平洋战争，只冲绳岛一役与日军对垒，美军阵亡1.2万人，日军战死10万。如果不投掷原子弹，美日在日本本土决战，估计美军会伤亡100万。把所有的原因和数字加起来，杜鲁门建立了一条大方程式：日本不宣而战在先，我投掷原子弹勿谓言之不预；为了拯救美军百万生灵，原爆屠杀8万广岛市民，天经地义。况且，1940年德军空袭伦敦，伦敦平民被炸死1.2万人，丘吉尔派空军炸汉堡和德累斯顿，炸死德国平民30万。 　　杜鲁门没有心理压力，也不感到是什么特别重大的决定。比起香港特首在金融风暴时“毅然”动用千亿储备对抗索罗斯而成为“毕生难忘的决定”，杜鲁门才真有一个领袖气派。1945年，杜鲁门把人类历史的旧章节一手撕掉，就像一个老师叫小学生抄书，他翻开了8月6日这一天，叫它重新开始。 　　1963年在访问之后几个月，杜鲁门就病逝了。在历史上，他不是一位特别杰出的总统——他以副座之身，在罗斯福暴毙时临危受命，身为民主党人，对于国际级的暴政，他有一种遗传的迟疑甚至柔弱，像肯尼迪面对苏共和克林顿面临伊斯兰恐怖主义，战后他竞选失败，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接任了总统，他接受民主的裁决，像麦理浩一样，他隐居家乡，促成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他向历史交了一张60分的及格卷。 　　但是这个世界今天之所以是这个面貌，是因为他的一个自视平凡的决定。日本在浴火中得到重生，告别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疯狂，成为自由和文明的真正强国。日本付出了广岛和长崎共17万人命的代价，得到今天的地位和成就。回想前尘，日本人不应该怨恨杜鲁门，反而全球华人却有理由认为杜鲁门欠一个公允——日军在中国屠杀平民无数，杜鲁门委派的投掷原子弹的美国军机由关岛出发，机上7名飞行员护送原子弹到广岛上空，那7人全是美国白人，不像太空穿梭机一样，包括至少一名华裔。 　　“那根本不算一个决定。”这句稀松平常的结论，令人肃穆，令人对人性和权力的关系有智慧的领悟，对一项巨人般的权力决策“没有什么感想”，反令人充满感思，杜鲁门毕竟是一个平凡的总统，因为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书评——朝鲜战争才是。即使朝鲜战争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但它仍然是个决策。它有一个决策过程，需要反复权衡国家利弊，但这个过程绝对不会去计算一个炮弹可以打死多少人这种简单的技术问题，所以作者的理解未免过于牵强。学者总是从道德的角度去感知一切，而政治家是从利益的角度考虑一切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作者居然以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