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笔记和口述史料.doc

野史、笔记和口述史料 一、野史“野”，有两层含义：第一，与朝相对应因此“野史”也就是在野人士或有知识的、且有一定世俗地位的士大夫、文人墨客等下层人士所撰写的史料史事体例不一，或编年，或纪传，或杂记一代史事，其内容多奇闻异事、闾巷风俗、统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视为禁书二，和文相对。野是原始的史料，显得粗糙鄙陋，但它却具有直接性、原始性和真实性。野史中所记述的大多是发生于民间的、确有其人、实有其事的人物和事件。宋元以来，“野史”所包揽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了，至近代，梁启超把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等统称为野史，这是史家对“野史”内涵第一次作出明确的界定。我国历史上野史资料很多，历代都有撰述，我们可以从宋人左圭所编《百川学海》、元人陶宗仪所编《说郛》、清留云居士所辑《明季稗史》以及近人编纂的《清朝野史大观》等书中略见一斑。野史可补正史之缺，晚清小说家刘鹗在其《老残游记》道：“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虚证诸实在。”遗闻轶事逐条抄出，分类排列，是为笔记汇编。其优点是材料集中而又分类，便于查阅；缺点是不注出处，无从考核其来源和可靠性，口述史料主要指经过口传或为后人记录成为史料的民间传说、社会歌谣、历史人物讲话、录音录像以及访问调查的原始资料,对这些资料的发掘和整理被称作口述史学。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均古已有之。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是众所周知的口述史书，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是口述作品，《李秀成自述》、斯诺的《西行漫记》、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也都是口述历史。所以，唐德刚曾对芮文斯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口述历史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台湾学者吕芳上教授在题为“口述历史：理论与实际”的授课提纲中讲到：20世纪下半叶（1959年后），口述历史始正式运用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他特别用1959年这个年代，因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口述史料工作就是在这一年开始的。这个年代在美国，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展开中华民国名人口述史料工作计划付诸实施的的开始，在大陆则是周恩来总理提出开展政协文史工作的年代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在口述史料方面也做出了很大成绩口述史料的形式包括以下三种： （一）回忆录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近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先后发表的宋任穷、李德生、廖汉生、赛福鼎、陈锡联、邓力群、袁宝华、阎明复、李尔重及汪东兴、吴德等人的回忆性文章，以及鲁林等主编《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等著作 （二）访谈录　访谈录一般采取访问者和被访者之间进行对话的形式。访谈录记述的内容范围与上述相同。被访者所谈一定是亲历、亲见和亲闻范围，内容真实可靠，叙事平实无华。访谈者和被访者应在正式访谈之前作必要的准备，访谈后根据谈话（或录音）整理成稿。访谈录须经被访者审阅修改后方能刊用。《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等（三）专题调研　包括专题调研和对特殊历史事件的调研文章。作者不一定是事件的当事人。作者可以通过对在世的当事人进行采访，并查阅有关档案资料作必要考证，在对历史事件的始末做系统追踪的基础上写成专稿。对不能定论的史实可以存疑。文章一般以叙事为主，评论性文字不宜过多。《小诸葛：白崇禧上将访问纪录》，《近代史的开拓者：郭廷以院士访问纪录》，《学术、外交与人权：杭立武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史料却有一种轻视倾向，人们对口述史的责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来源于人们记忆的口述史是否可靠？这些记忆常常是在事过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被重新唤起。在回忆和讲述中，势必会存在一些问题，如出于某种原因回忆者有意歪曲事实；由于记忆的遗忘，使口述不够准确、全面；或者受后来经历的影响，回忆中渗入了很多感情因素等等。在承认口述史存在不足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字史料同样会掺杂主观因素，不能顾此失彼、因噎废食，否定口述史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口述史写作不但要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还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和良好的史学修养，这样才能去伪存真，写出信史。 第二，口述史是否需要文献？是否“有言必录”就算完成了口述史？这些问题的提出正反映了目前口述史书籍良莠不齐的状况。对此著名口述史家唐德刚在《史学与文学》一书中给予了很好的回答。他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可见，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对口述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史学范畴的口述史共通的方法，是它与其他学科的口述史的重要区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