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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法律地位再次引起高度关注∗ 《公益时报》 中国民间组织的法律制度，是应该在原有法律规章基础上修补完善，还是站在 21 世纪 全球化高度重新构建？ 非政府组织法律地位再次引起高度关注 本报讯 10 月 12 日，为期3 天的“完善中国民间组织法律框架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观 园酒店开幕。研讨会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办，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来自欧盟主要成员英国、 德国、比利时和日本等国的民间组织法律资深专家，和来自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的国内 资深专家，有来自国务院法制办和地方法制办的官员，还有来自中国民间组织管理机构——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和地方民间组织管理局官员，有来自与民间组织相关政府机构如财政 部的官员，还有中国著名民间组织代表。作为该领域唯一专业媒体，《公益时报》对会议进 行了全程报道。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结社的自由。民间组织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权 状况和中国政治文明水平，关系到中国社会是否真正全面开放，关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以 及中国社会经济是否实现了全面、和谐、协调发展。因此，本次会议受到中外各方面特别的 高度重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面，欧盟积极与中国方面合作，启动了这个“完善市场机制 中国民间组织法律框架”法律和司法合作项目。据悉，澳大利亚方面也在积极与中国某大学 非政府研究者合作，进行中国民间组织法律的研究。美国和日本同样也在支持中国内地的民 间组织法律研究工作。 12 日上午，与会代表们就民间组织的法律建设模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中国社科院的吴玉章研究员认为，中国民间组织法律建设，应该站在 21 世纪的高度和 全球化背景，立足长远，重新构建，而不是在原有中国相关法律基础上的修修补补。他认为， 原有的法律，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已经完全不适应当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和中国政府提出的 “小政府、大社会”转型的形势，必须重建。修修补补，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效果 最多是隔靴搔痒。而重新构建的效果，可以使法律具有全面性、完整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以减少改革的社会总体成本。 有的专家则认为，民间组织的法律建设，关系到方方面面，必须与中国现行法律进程配 合，应该谨慎行事，特别是在当前中国民法典尚未实施的情况下，谈全面重建民间组织法律 有点过早。但法律建设又不能够停顿不前，因此不妨先完善现行的法律规章，待大环境改善 之后，再进行全面的立法建构。 来自民间组织的代表和一些地方民间组织管理部门的同志则认为，中国民间组织法律建 设步伐太慢。记者曾与多个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进行交流，他们一致认为，几年前我们就 在做法律框架，现在早就应该做整体法律的构建和各项专门法律的详细具体建设了，为什么 还只是停留在对框架的讨论上呢？ ∗ 转载自《公益时报》2004 年 10 月 13 日。 有专家认为，中国民间组织法律建设遭遇尴尬是与当前的大背景有关。一方面，最高决 策当局意识到民间组织发展是时代潮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必须大力发 展民间组织，因此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总体方针；但另一方面，中外历史的经验又 使得管理者们对非政府组织总有一种担心失控的心理，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抓限制比抓发展的 力度要大。这种尴尬的局面，与中国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传统为官之道不无关系。正 是这种矛盾思路，导致民间组织法律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无所适从，也导致新的《基金会管理 条例》颁布实施 4 个多月，而新诞生的基金会却寥寥无几。 国务院法制办的许先生认为，中国民间组织法律建设目前存在三大不足：一是立法层次 不高，主要以行政法规为主，国家法律较少；二是民间组织活动中的重要法制不健全，如公 益法人制度的缺失，非营利组织财产制度的缺失等；三是国家鼓励措施不力，税收优惠制度 迟迟没有全面实行。 原欧盟著名ＮＧＯ地球之友主任，来自德国的ＤｏｒｉｔＬｅｈｒａｃｋ女士介绍了德 国的ＮＧＯ和民间组织立法情况，并对中国的民间组织法律建设提出了如下建议：规范公益 组织的定义，简化民间组织的分类；尽早取消双重登记制度，减少政府管理成本；用公众监 督来取代政府监督；在ＮＧＯ的发展上，以需要来驱动，让市场说话，不要人为限制；引入 激励机制，政府通过税收减免等来鼓励捐赠，培育爱心；加快民间组织立法步伐。 “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已经启动，中国公民已然穿上自由结社的舞鞋，民间组织正 处在一种大发展的前夜，《公益时报》与业界同仁热切盼望完善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