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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精要 早期文学的三个类型:神话传说、原始歌谣、散文萌芽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在孔子时称为“诗”，或“诗三百”；到了汉代，将孔子整理过的书称为“经”，才确定了《诗经》名称。里面记载的都是周诗，它产生年代，大约上起西周初年，下迄春秋中叶，历时五百多年。 分类：按音乐分为风、雅、颂三大类。1.劳动之歌2.反剥削、反压迫之歌3.揭露统治者丑行之歌4.婚恋之歌 《诗经》的现实精神 第一，《诗经》中的诗歌，绝大多数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这对中国古代文学题材内容产生了影响。 第二，《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它奠定了中国诗歌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第三，在总体上， 《诗经》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句法结构和语言特色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以四言句为主干，作为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这种形式在后来的辞赋、颂、赞、诔、箴、铭等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 《诗经》的表现手法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朱熹《诗集传》：“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也就是比喻之意。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触物兴词，客 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 赋、比、兴 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 诗人的情感。 赋的手法 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 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 赋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的，在赋、比、兴三者中， 赋是基础。 比的手法 《诗经》中有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 情的比体诗，更多的则是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如《卫风·硕人》。《召南·野有死麕》则不从局部比喻，而以“有女如玉”作比。 以具体的动作和事物来比拟难言的情感和 独具特征的事物，在《诗经》中也很常见。如“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醉”、“噎”比喻难以形容的忧思。 《诗经》中大量用比，表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再 现异彩纷呈的物象。 兴的手法 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和《桃夭》。 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家阶层。他们有的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担任卿相之职；有的虽一度出仕，但以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为主；有的则终身为“处士”、客卿。他们以从感性经验中抽象升华出理性原则为己务，其活动富有高层次的思想文化特色。后代习惯尊称他们为诸子。 先秦诸子的共同特点是： 立足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面对社会和人生，作富有理性特色的思考，力图对自然和社会的存在，政治、经济、军事斗争，道德形式，伦理关系，人生价值以及人的主体思维、感情欲求的发展，做超出感性经验范围以上的、具有理论性原则性规律性的说明、阐释和总结，以求从中寻找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设计出社会发展的蓝图。 诸子著作—— 百家争鸣：由于先秦诸子代表的阶级和阶层、接触的实践范围、接受的思想文化影响均不相同，因而就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发展成不同的派别系统。 诸子散文：诸子的著作在内容性质上属于思想学术范畴，但从其形式表达和语言文字运用的角度看，则属于散文作品。 诸子散文都是理论性著作，在散文发展史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说水平的提高上。 奠定了古代论说散文的基本形式。 提高了论说散文的表达技巧。 开始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