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1860.6.2—1929.3.14）,字范孙【荐】.doc

严修（1860.6.2—1929.3.14），字范孙 严修（1860.6.2—1929.3.14），字范孙。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早年入翰林，后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掌管全国教育。 1902年在家中开设女塾，1905年改称女学，并设保姆讲习所，附设蒙养园。 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 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决定将严范孙和王（益孙）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 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 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 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 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为了建立一所高水准的南开大学，严范孙奔走各地筹集办学经费，率先垂范为南开大学捐款、捐地、捐赠图书。 1919年他捐赠购书款2千美元及中文图书共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赠土地近6亩，1924年又捐图书典籍数十种，为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 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清末民初的教育名家严修 作者：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董丛林 /show_more.php?doc_id=136379 1860年的春夏之交，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之中，侵略军从南方向北进犯，天津面临兵燹的威胁。此地经营盐业的富商之家严氏，为躲避战祸这时寄居在直隶三河县。就在这抛家舍业、恐慌不安的日子里，一个男婴诞生了，喜事的抚慰自然给家人化解了若干忧戚。这个孩子日后并没有继业经商，而成了一代教育名家。此人就是严修（字范孙）。　　奏开“经济特科”　　富裕的家庭自然会给严修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他也有读书的才分，在那个时代士人争着挤着的科举之路上，走得也颇顺利，虚龄23岁上中举人，第二年便中进士。他得以正途入仕，授翰林院编修。　　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打起来的那一年，35岁的严修被授职贵州学政。学政是由朝廷派往各省掌管该省学校与教育的最高长官，从进士出身的京官中选用，三年一任，官位算是专管教育的“副省长”吧。严修在此任期间，不但在贵州一省的教育改革方面有所作为，而且还有一项当时影响全国、后来垂诸史册的改革建策，就是奏开“经济特科”。　　当年的“经济”一词，是“经国济民”的意思。　　“经济特科”，就是要在常规的科举考试中另辟出特别的一科，从应考条件、考试内容、录用资格等方面都不同于寻常之科，以选拔“经世”俊彦，解决“时政维新，需才日亟”的问题。　　严修为此事上奏是在1897年。当时维新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光绪皇帝也想因势利导地有所作为。就此而言，严修此奏可谓顺应时势。他的奏疏中说，书院学堂虽然是教育的最主要场所，但以中国二十多省之大，四亿人民之众，在书院学堂内的，未必都能成为异才，在书院学堂外的，未必就没有英俊，采取多种渠道成就人才，必能使有志之士翕然奋兴。又特别强调，目前所需要的，尤其以变革现状为切要，需选拔的人才，是要能周知天下郡国利病，熟谙中外交涉事件，有算学、律学的专长，具测绘专业的本领，懂格致制造能创新法，可出洋进行游历考察等方面者。并且认为，这种人才多多益善，考选上不要有数额限制，当然，也需要有一定品级的官员负责推荐，而一旦由此科录取，同样要承认为“正途出身”，不能与常规的科举存在差别。　　切莫要小看了严修的这一奏陈，它是对传统上“天经地义”的科举制度的一大冲击。尽管还不是要求根本废除它，但若按此设计施行，不免是对其伤筋动骨，若再照此轨道发展下去，就会导致科举制度的名存实亡。当时光绪皇帝对“经济特科”一事是颇感兴趣的，布谕肯定并准备实行。这在他颁诏正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场之前，所以维新派人士有此为“新政最初之起点”的评说。只是酝酿中尚未来得及实行，1898秋“戊戌政变”发生，所有的新政拟议几乎都被废止，“经济特科”之事也在其列。严修为此也受到了牵累，贵州学政任满回京后被“挂”了起来。他的座主之师徐桐，反对变革，对“洋务”深恶痛绝，甚至遇见洋人要“以扇蔽面”，此时要与不惜“用夷变夏”的严修断交，在公馆门前，贴上“严修来访，不准到上房通报”的纸条。　　到了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打“新政牌”的所谓“清末新政”期间，这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妇人又觉得“经济特科”可行了，1903年还真举行过一次，但事过境迁，此时废科举的舆论已波涌浪迭，这场“特科”实效并不可观。　　津门兴学结俊彦在官场受到冷落的严修回到家乡天津，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心志不泯，全身心地投入到“兴学”的实践中去（后虽然又曾出任过管理学务的官员，但履历还是以自己办学为主）。先从自己的“家馆”做起，改革教学内容，加进外语和数、理、化科目，并特聘新学人物张伯苓任教。张伯苓也是天津人，未走科举之路，十几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