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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密的佃农分析说起
上章写合约的一般理论,我的分析主要是关于人力的合约。本章转谈土地。只是在重点上这样说;人力与土地不可以河水不犯井水地分开来说。以土地使用作为核心话题,我选以佃农分成这种合约入手,有两个原因。其一,《佃农理论》是我作学生时的习作,其来龙去脉知得清楚。当年的分析到今天还是对。一九六八年我发表第一篇关于佃农的文章后,不同意的人不少。四十五年过去,该理论还站着。其二,我要分析中国开放改革后的土地使用的发展。令我感到尴尬的,是要到二○○四年初自己才蓦然惊觉,中国改革出来的土地使用制度是佃农分成制!一九七九年我开始跟进中国的开放改革,推波助澜,写下不少文章,而时疏时密数十年来没有中断过。怎么要到二○○四年我才知道中国改革发展出来的是我作学生时的看家本领呢?
二○○八年初我为科斯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再没有跟进该话题。好些朋友说跟着的发展是把该制度改坏了。我没有问坏在哪里。搞经济解释,为一个题材写好文章,发表后我的习惯是不再管。我不是个改革者,认为自己无足轻重,只是有时为了关心下笔,这里那里作点建议,或骂几句。要是我认为自己有什么改进社会的使命,不会活到今天。
风俗之见误导
佃农英语称sharecropper,是指以一个百分率与地主分享耕耘收获的农户。斯密写《国富论》时,英国没佃农这回事。当时佃农在法国盛行,称metayer。是误导的称呼,因为metayage是指五十、五十(即双方各占一半)的制度。其实佃农分成的百分率变化多,不限于五十、五十。从一七七六的斯密到一九五○的D. G. Johnson,经济学者一般认为五十、五十是风俗习惯使然,不是由市场决定。其实在我之前——从古典到新古典——一些经济学者(包括马歇尔)知道佃农的分成率有变化,但他们老是喜欢以五十、五十作分析。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大的图书馆找到中国一九三二年的资料,显示着二十二个省份中,佃农制度的地主分成从最高的百分之六十九到最低百分之二十九。我把这些数据给上文提到的Johnson看,他感慨地说传统的五十、五十害得他的分析全盘错了。是我之幸,分析佃农之初我刻意地不参阅前人说过什么,推出了一个数页纸的理论,让分成率在市场竞争下决定了,才参考读物,才知道前人之见是另一回事。
斯密把分成作为抽税看
一七七六年,斯密在他的《国富论》的卷三第二章,分析法国的佃农制度时写下的话,对后人的影响甚久:
「佃农永远不会从他们的储蓄拿钱出来改进土地,因为什么钱也不出的地主要把产品的一半拿去。(政府或教堂)从农产品抽取十分之一已经对改进土地有非常大的阻碍。抽取百分之五十的税必然有效应更大的障碍。」
这可见把佃农分成作为政府抽税看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源自斯密。但斯密可不是针对佃农制度的无效率而下笔。他的处理是用一整章来追溯土地使用制度的发展,目的是申述较为有经济效率的制度会逐步淘汰效率较低的。整本《国富论》都有适者淘汰不适者的味道,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而后者提出的「自然淘汰」是今天好些学者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贡献。这里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让我从斯密的土地制度的演进观说说吧。
进化论的起源与事实失误
首先,斯密说佃农制度在英国很久没有被采用,不知要怎样称呼,是他以法国为例的原因。他继续说在佃农之前的奴隶制度更没有经济效率,因为一个没有资产的奴隶只管吃,不管做。斯密之见是为了增加土地使用的效率,佃农替代奴隶。跟着的推论是:佃农制度还是效率不足,所以慢慢地,一个固定租金的制度取代了佃农分成。斯密跟着说,虽然固定租金优于佃农分成,但前者的合约期限过于短暂,农民没有安全感。他于是说,有永久年期的租约最有效率,而这种租约只在英国存在。言下之意,是英国当时的农地使用制度优于欧洲的其他国家。
我们要怎样看斯密的制度进化分析呢?有两点。第一是他说的事实不对。考查英国的历史我找不到佃农制度曾经在该国存在,不仅是很久以来没有。我的解释,是这不存在可不是因为无效率,而是因为永久或近于永久的农地租约,在中世纪甚或更早的时期在英国普及:年期短暂的农地租约在英国历史上没有记载。长约会导致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太高,所以佃农制度不被采用。无论在西方或是亚洲,佃农可以续约,但每约很少超过三年。有关佃农的监管困难我会在第四节补充。转看奴隶的问题,我们没有证据奴隶只管吃不管做。事实上,福格尔及巴泽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追溯关于奴隶的历史资料,得到的结论是奴隶的生产力可观,而且主人虐待奴隶的故事多属虚构。
斯密最严重的错是他认为佃农制度会遭淘汰。今天地球上很多地方,不仅佃农合约存在,分成合约的普及可见于石油工业、百货商场,而如果没有政府或工会的左右,很多律师在某些案件会跟顾客以分成算账。再者,上文指出,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也是分成制。
自然淘汰是套套逻辑吗?
第二点更麻烦。不管斯密在事实上的错,说制度的演进会朝着经济效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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