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纠纷的“救生艇”(中)发展和协调.docVIP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群体性纠纷的“救生艇”　　三、苦海中的挣扎：反对“碉堡”的群体纠纷 　　笔者以林乐人民调解工作室实习生、社会学博士的身份进行对上访代表和居民的访谈以及在社区的观察调研。期间笔者对工作室人员和居民都强调自己只是一个学生，不具有任何单位的身份，且他们也用上海话交谈，以免因我是“外人”或知识分子的感觉而产生排斥，不利于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同时居民也很乐意向我这个博士生诉苦，觉得可以寄希望于我来帮助他们争取合法权利，至少替他们宣传一下14年来的苦楚经历。这个“碉堡”事件之所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是因为这是个很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这在城市的社区里并不少见，不仅仅是一两个社区内群体纠纷产生的根源，也不仅仅限于因违规建筑导致居民区内抗争不止。这个群体事件及其处理的经过，可以作为考察国家与城市社区权力机构关系的窗口。实际上，中国在1949年后的各种国家建设活动中都比较普遍地、一再反复地出现所谓的“遗留问题”(应星，2001)。早在上世纪末(1994年)，N区J街道因在B居委会居民区兴建了一幢四层楼的“违规建筑”⑩，直接对前后两幢公房产生重大影响而引起持续14年的社区居民群体性纠纷。迄今为止(2008年)，J路499弄84户居民与165弄112户居民为这个夹在他们住宅中间的四层楼的“碉堡”(居民的话语)而不断组织集体抗争，他们尝试过联名向法院、市、区政府、街道办和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诉、抗议，采取的形式遍及信访、静坐、吵闹、示威、集体请愿等等，要求将其拆除或用作社区居民公共资源，如老年活动室、公共阅览室之类，坚决反对其被作为公司或宿舍用途在社区内经营使用，但持续的抗争都未获得成功。 　　14年前，原J街道副主任利用职权之便在两幢居民楼之间的空地上违规建造了一幢4层楼的房屋，由此引发长达14年之久的群体纠纷。法院、各级政府都无法让居民得到满意的处理结果，最终经过林乐人民调解工作室与各部门的合作协调以及对居民和业主N集团老板的调解，并结合“情、理、法”的工作方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让为贤”的传统道德荣辱观融于社区纠纷的解决中，到目前为止才基本解决。 　　这个被广大居民称为“碉堡”的建筑位于J路499弄28号，虽然整体面积不是很大，但对南北地区499弄及165弄共196户居民的住宅及日常生活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空间上的影响，“碉堡”几经商家转手后，目前被N集团公司买下，楼上用作职工宿舍，楼下为办公室。公司安装的空调排气机、出入车辆发出的噪声、装修房屋产生的垃圾、公司种植的绿化引起的蚊虫等等都令周围居民难以忍受。从居民角度讲，长期的集体抗争既耗精力也费时间，他们也不是自愿、有意要与街道办、社区居委会搞对立，而是对当初违法建造房屋，又通过暗箱操作令其合法化，拥有正规产权凭证和经营许可证，由此逼迫居民承受长久的不良影响而作出的“压迫性反应”(于建嵘，2006)(11)。 　　当“碉堡”在14年前突然莫名地矗立在499弄和165弄之间后，集体抗争就拉开了序幕。C阿姨是这个事件自始至终的抗争代表和主要的上访精英之一，她在J街道B居委会165弄居住了60多年，还是在当地出生的，目前已退休，现在也是J街道老年协会的会员，非常热心社区工作和为居民服务，经常向林乐汇报社区纠纷情况，为创造和谐社区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每次召开纠纷调解会她也必到，并积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14年前，C阿姨突然发现这个正在建设的“碉堡”位于自己居民楼的北面，这幢楼一旦建成，将会遮挡住自家2楼的阳光，也会对周围的居民产生影响。C阿姨当时跟社区居委会、街道办反映，抗议这个建筑，但都无效，而居民们也没有积极配合参与抗争。 　　C阿姨心里还是很为居民本身利益着想的，当初她参与组织居民去街道闹，就是要发动居民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很多居民本身只觊觎利益而不愿冒风险，他们当时不肯与C阿姨一起抗争，等看到有补偿金可得，又开始积极闹起来。这一点与农民的集体抗争情况相同，于建嵘在研究H县的农民威权抗争时发现大多农民都是自利的，他们集体上访的激励因素表现为“分摊上访费用，均分上访受益”，“对上访代表进行物质和社会奖励”，“对不合作者的惩罚”等(于建嵘，2006;刘伟伟，2005)。社会学家奥尔森用“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来解释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倾向的动力机制，他认为这种激励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是因为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他们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集体行动的实现只有通过选择性地面对集团个体的激励，而不是像集体物品对整个集团成员不加区别，只有这样，那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