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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与对外交往 演讲人：李肇星 ??? 李肇星，1940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现任中国外交学会名誉会长。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于中国外交学会就职，其后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1970年担当驻肯尼亚大使馆职员7年，1985年至1990年任外交部发言人，1993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9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98年至2001年任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2003年任外交部长。 　　我到过大约170个国家。无论在亚洲或欧洲，非洲或美洲，看到每个地方都展示着独特的风彩，令人惊叹。世界如此丰富，是因为各种文明交相辉映。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是因为各种文明相互激荡。 　　不同的文明各有特色，但在我看来都追求相近的理想目标——向往和平与发展、公正与自由。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在构成中华文明核心的诸多元素中，重要的内在元素是“和”的理念。“和”，就是恰如其分。中国的儒家经典著作《中庸》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强调人的感情和欲望都应合乎分寸。“和”，就是和平。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和为贵”，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友善相待，国家之间要和平共处、避免战争与暴力。“和”，也指“和而不同”。恰如乐器音色各不相同，在一起却能演奏出动听的乐章，这就是和谐之美。社会应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中国文化提倡“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 　　“和”作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仁爱、包容等其他基本精神相通。“和”的精神对应对人类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有许多启发意义。 　　今天，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仍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国外交也深受民族传统的影响。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正体现了中华文明“和”的精神。 　　有人问：中国将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答案是明确的：中国在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是胡锦涛主席早就指出的，“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中国“既通过争取和平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战略选择，是由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自身发展需要以及人类进步潮流所决定的。 　　20世纪70年代，我曾在肯尼亚工作过7年。肯尼亚有一座叫蒙巴萨的港口。十五世纪初，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中国航海家郑和就率领船队到过那里。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中国带去的不是枪炮和殖民主义，而是亲和；载回的不是黄金和奴隶，而是象征吉祥的长颈鹿（掌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里，中国饱受侵略和欺辱，深知侵略和压迫给一个民族带来的苦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决不会把自己经历过的痛苦加诸于其他民族。我们坚持和平发展，是真诚的。 　　我们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或殖民化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中国不追求霸权，不寻求势力范围，尊重别国主权，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力量，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所谓中国正处于“战略十字路口”，中国未来方向不明，并对中国采取“两面下注”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多余的。我们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倡导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合作互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相互信任、协调合作，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呵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发展模式应多样化，国际关系应民主化。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我们的国家利益与人类总体利益一致。中国的发展不以损害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利益为代价，也不单单谋求自身发展。我们追求通过平等友好合作，妥善处理国家间的利益磨擦，实现互利共赢。 　　我们提倡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道路，不谋求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反对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人为地制造矛盾。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的挑战呼唤全球性的合作。中国在各种国际争端和气候变化、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等重大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的以和为贵、求同存异、增强信任等理念，正为促进国际关系稳定提供新的视角和动力。 　　我们积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本着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先后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等国际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