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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源环境约束的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探讨 关键词:资源环境 新型城镇化 带状城市 一、引 言. 1979 年 美 国 地 理 学 家 瑟 姆 ( Ｒay MNortham) 发现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 所经历的轨迹大致都可以概括成为一条被拉平的 S 形曲线，他将城市化发展分为初期缓慢 发展阶段、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和后期饱和阶段［1］。此后 S 型阶段模式在世界许多国家被 证明存在并被我国的许多学者和政府决策者所探讨和运用论证。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 卷的资料显示，截至 2012 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 52． 57%。在此数据上依据诺瑟姆曲线判断，我国已经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加速阶段，大量来自乡 村和小镇的人们纷纷涌入城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55) 曾提出“库兹涅茨曲线”，说的 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即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随着经济增长呈先加大后减小的 倒 U 形［2］。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格罗斯曼和克鲁格( 1995)等经济学家把库兹涅茨曲线的思想应用 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当中，于1995 年提出了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根 据这一假说，一方面，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既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又带 来更多的污染排放，因而对环境质量产生负的规模效应;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通过清洁能源 以及新技术的使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对环境质量产生正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 一般说来，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规模效应超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 长不断恶化; 在后工业化阶段，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超过规模效应，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 逐步改善 ［3］。归结起来，这三类效应共同决定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 U 形曲线 关系: 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4］( 见图 1) 。 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讨论中我国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 究员王小广( 2013) 认为，我们的城镇化就是走一条以资源节约、效率优先、见房见人、以 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李强(2012) 等人对中国城镇化 “推进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 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居于核心的地位。李京 文、周毅(2009) 认为我国属于滞后城市化国家。未来的城市化发展将表现为多元化、国际 化、集群化、网络化、生态化和逆城市化趋势。沈悦(2004) 通过对日本的城市化过程进行 研究对我国的城市定位、土地、交通和城市内的二元问题进行了策略分析。更多的学者对我 国的城市化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产业结构、人口迁移等角度进行剖 析，基于客观的资源环境约束的城市化道路选择并不多见，本文试图从资源环境的角度出发， 探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顶层设计方案。 二、我国的资源环境基础与新型城镇化. 据有关部门的资料显示，我国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较大，约占世界的 12%，仅次于 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 3 位; 但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58%， 居世界第53 位［5］。从总体上说，人口和自然资源条件并不构成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绝对 障碍，而且在许多方面中国的资源条件(特别是在总量规模和品种的丰富性上) 具有一定的 优势。但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一个基本国情。因此，主要依赖自然资源 来推动城市的长期增长并不是中国城镇化的可行道路。 实际上，我国对能源的开发利用已达到相当高的强度。与能源高强度开发和大规模消费 相对应的则是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我国能源消费强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约 为美国的3 倍，日本的7 倍; 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公斤标准煤创造 的 GDP 仅为0．36 美元，而日本为 5．58 美元，约是我国的 15倍，世界均值为 1．86 美元; 工业锅炉能耗效率为60% ，低于发达国家 20 个百分点; 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 国际水平高 4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 3 倍; 每年工 业部门多消耗 2 至 3 亿吨标准煤，约占全国总消费量的 1/5 ［6］。现在，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当前中国依靠大量消费能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使 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 三、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与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 1996 年城镇化水平达到 30% 以后， 城镇化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