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合法性.docVIP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读后感 读一本书，领会作者的意图，掌握文中的主旨固然重要，但是，对于研究者而言，能否从一本好书中掌握好的学习研究方法往往更为重要。而《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则是这样一种能让我们掌握到另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场的好书。 正如作者所言，该书所要讨论的主题是公共行政的理论话语；它关注的焦点是公共行政作为民主治理的一部分的合法性问题；它的目的是要帮助加强这种对话的自我意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帮助加强进行对话的人们的自我意识。 我想，读完本书之后，主要的收获则在于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认识： 一、话语分析 １９５２年，Zellig Harris写了一篇题为“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的论文，刊登在Language杂志上。此后，Discourse Analysis这个术语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一批研究者相继步入这个领域，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传统的语法分析已受到挑战。话语分析者在传统语法分析中，加进语言的运用、语言的变异、言语行为、会话、独白、篇章结构、交际活动、认知和语境等等新的概念。“话语分析”这个术语下面，存在着各种具体的互有差别的话语分析路径。但大体上这些话语分析路径所彼此分享的共同点、也是它们同其他类型的分析路径之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们全力关注的是“话语”，而并非直接来讨论——或赞同或批评——作者们通过其话语所表述的“内容”（“观点”、“见解”或“主张”……）。人们说话、表达、谈论、写作，就产生了各种书面的和非书面的（比如口头的、多媒体的[如电视上的访谈]等等）话语。然而，人们往往关注于说和写的内容，却忽视说和写所采用的各种方式、和话语产生的过程及其语境，后者不但影响了说和写的内容，而且也牵涉到了“未说的”/“不能说的”（the “unsaid”/ the “unspeakable”）、“未写的”（the “unwritten”）、乃至“未见的”（the “unseen”）。这些被人们所忽视的“缺席的”（the absent），正是构成了哪些内容被言说与被书写（即哪些话语成为了“在场的”）的外在状况。权力在全部政治架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而合法性则是对治权的一种价值评价。在马克·恩古德看来，“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制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重要条件。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当民众同意和支持现实政治体制并自愿为现实政权履行政治义务时，既定的政治统治就具有合法性。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作为合法性生成基础的“执政资源”，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与“社会认同”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因为，“经济增长”是增加社会公共投入的前提，而利益受众的不断扩大则是“社会认同”的真正基础。实际上，这种认同、支持和忠诚不仅在形式上表现为有效执政的重要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不断完善政治体制，进而推动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目前，这种把执政合法性等同于社会民众对政治系统的支持、认同和忠诚的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社会对政治合法性概念最一般和最普遍的认识。因为，这种从经验事实出发的合法性概念，是依据社会民众是否相信、是否赞同现实政权和体制为合法性基础的。尽管这种合法性理念是由经验事实确定的，但它却鲜明地表现出了社会民众一定的价值取向。在现代国家中，合法统治必须以法理型统治为归宿，它要求执政合法性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与价值规范基础的民众认同和支持之上。其中，法律规范具有根本性和首要性，亦即既定政权必须通过法律程序奠定其合法化地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法律程序无须考虑民众意愿就可以被接受，那么形式上的合法化与本质上的合法性不仅是不相容的，而且社会民众在权力面前将显得十分被动甚至束手无策。具有法律地位的执政合法性应该表现为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而这种被认可的价值必然与一定的社会规范相联系，进而能使它在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讲，执政合法性的衡量标准只能是具有适众性的社会规范与政治秩序，而绝不是现实政权的自我宣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民众服从和遵守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并不是因为不自觉而怕受到惩罚，相反，他们都确信自己遵守和执行的是应该和必要的，那么，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其体制维持的时间就会越长、执政合法性的程度就会更高。据此，法治意义上的执政合法性至少具备了三个条件：首先，政治体系必须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法定的和符合基本民意的政治运作规则；其次，现实政权与社会民众应当形成广泛的价值共识；再次，社会民众能够自觉地确信和认同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并开展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由此可见，执政行为符合这些条件的程度，不仅能体现其合法性程度的高低，并且对于完善政治体制将起到决定性